（转）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周年祭

帝释天枫

12月13日，是南京人心中永远的痛。1937年的今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大肆屠城，血流成河，30多万同胞惨遭杀戮。
   周恩来总理说过：“可以原谅，但是不可以忘却。”
　1937年12月13日，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下，侵华日军未经攻城战斗，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窜进南京城区，立即有计划有组织的展开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被俘军民被惨杀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2万余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全市建筑被纵火烧毁三分之一，被抢劫财物不计其数，日本军在南京制造出震惊世界的暴行。
　　60多年年过去了，金陵耻，今未雪，30万以上同胞屈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难以安息，20万幸存者的悲愤之情永远也平静不下来。讨回公道是受害者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任何犹豫、徘徊、忍辱都是错误的。时隔已有60余年，与日本朝野坚持护卫国耻的现实相反，我虽正义旗帜在手却未能伸张正义，使得国人正当的要求在日本国土上一次又一次败诉。应该用什么适当的言词来论述这种姑息、屈就的实质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朝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态度。
　　二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认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南京大屠杀作出公正的判决，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公认和拥护。而日本国内却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和某些政客否认罪恶，妄图翻案。这些右翼势力是从军国主义腐尸上滋生，逐步扩大起的。如今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日本首相和许多阁僚都参拜靖国神社，把战争罪犯的亡灵当作“民族英雄”崇拜，顽固地坚持“侵略史观”，否认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和战争中所犯的暴行罪恶。
　　1986年6月，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胡说：“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1994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叫嚣：“南京事件纯属捏造”等等。他们歪曲历史事实，反对向被侵略国家道歉，已达到不能容忍程度。右翼势力中还有一些人著书大发谬论，毒害日本青年一代。其中原战犯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田中正明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3年日本文教社出版。198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成中文。以下简称《虚构》)最具有代表性，摈弃历史事实，以虚构写《虚构》，满纸胡言，伪证重叠，影响极坏。
　　作为幸存者，我已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料40余载，始终坚持辩证方法，从宏观方向着手，微观方向着眼，纵横有序，前后兼顾，力求全面、深刻。南京大屠杀60周年祭日之后，我写此专著揭露、批判日本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方方面面的谬论，为我国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和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提供教材。
　　拙作摈弃了简单的资料组合堆砌法，而采用叙事撰史，以史立论的方法，揭发、论证、批判交替使用，相辅相成，将论证逐步推向前进。《虚构》的要害之一是编造谎言，并用伪证证实。在前几章用一定笔墨批判《虚构》的伪证和田中的侵略史观，随后则从华中方面军的罪恶、亲身经历、文字档案等方面将论证引向深入。有少量资料会在不同章节里反复出现，那是因为力求叙述完整，防止田中之流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我方个别当事人在向日本友人介绍南京大屠杀的情景时，未能将江东门集体大屠杀的事实叙述清楚，致对方写得有某些欠缺。就江东门集体屠杀的人数而言，它不是最大的一次屠杀，其残忍性也是常见的，不值得大书特书。但江东门现在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田中借题发挥，大肆污蔑，卑鄙无耻地攻击江东门那次集体大屠杀。此次在极其慎重地查证中外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那段血腥历史的原貌。此外，还有个别地方集体屠杀对象的素源有错位之处，反复论证后也一并予以校正。
　　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客为什么如此顽固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呢?我觉得弄清这个根源有必要。为此，研究课题必须向外延伸，解剖东京审判，由此步步深入，弄清楚日本在什么情况下才按《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接受由盟国组织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并从中发现在投降前夕，战犯们反复设计了将来复活军国主义的阴谋，通过裕仁天皇所拟投降诏书暗中打下思想基础，示意将来“与世界并进，发扬帝国固有光荣”。紧接着分析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日本的现状，发现日本依然保留着战时的政治体制、官僚机构、财政制度、土地法规。战争罪犯在国内获得合法地位，并作为“民族英雄”被崇拜；旧军队的军人享受着很高的政治“荣誉”和优厚的经济待遇；军国主义侵略史观从未遭到彻底批判过，使得日本一直保持并将继续右倾化下去。
　　二战胜利后第51个年头起，日本又出现“桥本现象”——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向外提出领土扩张的要求，加紧军备，积极向着政治大国地位冲刺，意欲从此摆脱战败国的约束。小泉上台后拒绝就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事实向中国进一步道歉，在被日本福岗地方法院判“违宪”的情况下仍扬言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令人愤慨。与此相联系，日本右翼政客企图赖帐，一股脑儿抹掉日本历史上的暴行罪恶，而拒绝认罪、道歉、赔偿。拙作也对日本人民在右翼势力包围中的出路问题作了某些不成熟的探索，并归纳到对后人负责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正题上来。

帝释天枫

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
    在攻打南京战役的最后阶段，日本军攻势十分猛烈，并在那里展开了残酷的
“战斗行动”，惨不忍睹。
    关于占领南京时如何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问题，第十六师团（京都，中岛今朝
吾中将）的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进攻南京纪实》一
书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了。书中记述得极为详细，也许反而有某些夸张之处。总之，
它无疑是当事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珍贵的记录。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估计以部队
战斗情况的详细报道为基础，并由他自己的笔记和回忆整理而成。就这个意义而言，
它可以说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记录。
    在第三十旅团的属下，有第三十八联队（奈良，助川静二大佐）和第三十三联
队（津，野田谦吾大佐）。第十六师团是准备从紫金山南面进攻中山门的部队，但
决定由一支队在紫金山北面进行迂回战，  冲进南京城的北面。在这一支队中，调
配了第三十八联队，由佐佐木旅团长亲自率领。在进击途中，还配备了第三十三联
队第一大队、轻装甲车第八中队、十加二中队、十五加一中队。
    佐佐木到一少将亲自把作战记录（昭和十四年四月写成）定名为《华中作战篇》，
但是在出版（《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昭和四十三年七月〕）时改名为《进
攻南京纪实》（第二三五页至三三五页）。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在引文中，
凡〔〕内的文字系笔者所作的补充。
        〔十二月·十三日〕拂晓前，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
    人，轻装甲车中队在上午十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或扫射在江
    面上逃跑的残兵败卒，大约打完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
    十八联队占领了靠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
    三联队的大队一起赶上装甲车，然后进入西面挹江门附近，间或同逃跑的
    敌人进行了战斗（中略）。稍后，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从南面〔对南京
    城西侧的中国兵进行了扫荡〕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战队溯江而上，对顺
    江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下午二时抵达下关；〔前一天，在芜湖渡过扬子
    江的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于下午四时来到对岸浦口。其他靠近城墙的部
    队正在向城内扫荡。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进行了演习。
        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地区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
    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
    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以上。
        下午二时左右，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是一边整顿部队，
    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
    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
    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已经一粒白米也没有了，也许城内有，但我军已无现存的粮食给俘虏
    吃了（下略）。
    上面所谈是占领南京那天的战斗情况，第二天，即十四日那天所写的作战记录，
也可以看出城内外的扫荡情况，因此引录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拿握。潜伏在各
    处的残兵败卒都被拉了出来。但他们的武器都已被丢弃或隐藏起来。五百
    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他们比较大模大样，毫不胆怯，但看起
    来个个都疲惫不堪。恐怕是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了（中略）。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他们有的潜伏在村庄和山区里，继续进行狙击。
    因此，进行抵抗的人和不愿顺从的人，当即被无情地杀戮。整天可以听到
    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中略）。
        下关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烧毁。数百辆汽车被扔在江边马路上，数百
    具死尸从岸边漂流出去。
    在十三、十四日的手记中所描写的情景，实在惨不忍睹。佐佐木支队的骨干、
曾任第三十八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大佐对铃木明说：“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
俘虏”（《“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或译《“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下
同——译者，第二四九页）。因而全遭杀害。
    另外，佐佐木支队在进行扫荡战中也杀了许多普通市民，以此血祭，壮军威。
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代
表团详细谈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其中就下关地区难民的被害情况，他这样说：
        到十四日（十四日系十三日之误。——洞富雄注）那天，北城门已被
    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
    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追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
    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下关站原有两艘渡船，因此一伙难民涌到这
    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们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
    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
    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
    区》，第八至九页）。
    关于十三日大量屠杀下关的普通市民问题，日本方面也有人作证。第六师团所
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他由城南的中华门入城，十四日，曾赴下关补
给粮草，因而目睹了佐佐木支队在前一天“战斗行动”所留下的凄惨情景。最近，
他就当时目击情况这样说：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
    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
    数目大得很。
        死尸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
    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
    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死尸遭到
    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
    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
    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
    重罪行（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
    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九十五页）。
    佐佐木少将说：“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名以上。”他所说的这个“解
决”了的“敌人”，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难民。
    高城还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下关兵站仓库里作为苦力进行劳动的俘虏中，
相继有人倒下，倒下后一直起不来的人，无情地就地遭到枪杀，被投入了扬子江。
他说：“我在下关虽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已目击了有十名左右的苦力被枪杀
了。”（前引书，第九十六页）
    再看看佐佐木少将的手记，仅就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的所记部分，逐日抄摘部分
内容介绍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战斗后，为防止败坏军纪和有伤风化，如果指挥官
    不好好地干，令人忧虑的事故就会频频发生。”十六日：“奉命扫荡紫金
    山一带地区。虽说收获不大，但两个联队把几百名残兵败卒拉出去处置了。”
    十七日：“不言而喻，江南的田地与河浜染上了七万人的鲜血。”〔昭和〕
    十三年一月五日：“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敌人伤亡估计为七万人，直到
    南京陷落那天为止，敌人负责守备的兵力估计约有十万。”
    有一个隶属佐佐木支队的卫生队担架兵，他有一本当时所写的随军日记，最近
在福知山的家里被人们发现，《每日新闻》（大阪总社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
一日那天作了详细介绍。这是外贺关次生前所记的日记，记事十分详细，共有七册。
他自昭和十二年八月接到应征令起到将要返回内地前的十四年七月为止，整整写了
两年，一天也不缺。笔者也曾看过外贺日记，其中也记述了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到
处所看到的悲惨情景。他在记述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调离南京的情况时，“实
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云云，要想记述目击大量屠杀的现场，估计不可能，
即使这样，这个士兵的日记——证实屠杀事实的记事随处可见——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从外贺日记中抄摘有关记事如下，作一介绍：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
    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残兵败
    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
    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地刺
    杀了中国兵七十名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
    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天者，不知其数。
        〔十二月十五日〕  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道城外，通过和平门
    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
    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使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
    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军杀了我们许多友军，杀死他们虽理所当然，
    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十二月十七日〕  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
    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来到太平门，前几天用担架把患者抬到野战
    医院去时所见到的五、六百具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们已被苦力
    埋入土中（旁注原文如此——译者），附近散发出尸体腐烂特有的臭味。
        〔一月二十四日〕  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
    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
    难。
    如上所述，外贺曾说过“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关于南京城
内外出现的惨状，他所提到的只是极小部分而已。还有一篇随军日记，同样也是第
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一个士兵所记。那是出于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
西田某（长住三重县）的手记。
        在南京陷落半个月后，十二月三十七日傍晚，杉山平助到达朝日新闻
    社南京分社。他逗留到三十一日，然后退回上海。他也在当时所写的见闻
    和感想《南京》一文（载《改造》，一九三八年三月号）中说：“要详细
    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对我来说，现在是办不到的，”但他还是作了如下
    记述：
        “〔分社〕 外面一片漆黑。 周围住满了难民。到处都躺着死尸。”
    “弘法大师曾在此修行的清凉山，就在南京城外郊区附近……那里，还躺
    着中国人的死尸。”“我刚刚听了老婆子——她抱起了自己儿子的遗体，
    在雨中连续哭了两天——说的话，据说在莫愁湖畔也有难民的死尸。”目
    睹这些悲惨景象的杉山也替军方辩解：“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
    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
    我说，虽然战争已经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
    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等等，严格说来无
    法区别。”
    铃木明在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介绍了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
四日的情况（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他为什么不介绍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发生
的重要情况？据说在西田某的手记中多次出现了“街上情景悲惨之极”等词句。
                  ※               ※                 ※
    由于第十六师团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大量残兵败卒、俘虏和难民遭到
了屠杀，在这个师团的主力部队，情况无疑也是相同的。当然，大量屠杀不仅仅是
这个师团的所作所为。对此，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部队史也这样写着：“开进城
内的日本军，都有敌军前来集体投降，一时难以处置，但这些前来投降的士兵后来
下落不明，因而它作为战后南京的屠杀事件，引起世界各国传说纷纭，毁坏了我军
具有传统的名誉，实为遗憾。”（大江志乃夫：《昭和的历史·3·天皇的军队》，
第二六五至二六六页，小学馆版）
        顺便提一下，据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宣誓供词，第十六师团
    指定进行扫荡的地区划定为“大平山（系太平门之误——洞富雄注）、上
    元门、下关和中山路”（《运速》，第三○九号，见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
    第二四四页）。就是说，在城内，以中山东路、中山北路（通挹江门）为
    界的东北部；在城外，决定从太平门以西，到扬子江岸边的上元门和下关
    为止。
    第十六师团一中队队长岛田胜己曾经说过：“战斗与屠杀，从其现象上看来大
概相差无几。在进行殊死的攻防战过程中，其残酷的死亡情况与屠杀毫无二致。就
其动机来说，如果错走一步，战斗也会变成屠杀……在这种战斗行动中，有时到处
都发生不正当的杀戮行为，这从特别容易激昂的战场气氛来看，也可能是不得已的”
（《进攻南京的战斗与屠杀事件》，载《人物往来专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日
本战史的自白〕）。诚然，在激烈的战斗中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别战斗与屠杀的情况。
然而，关于日本军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岛田则闭口不谈。
    不管怎么说，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行动”似乎是极端残酷的。当时陆军省人事
局助理课员额田坦在其《回忆陆军省人事局长》 一书中， 据说有这样一段叙述：
“十三年元旦，笔者曾随从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告知松井军司令官；据局长指责说，
‘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慨叹武士道精神堕落了。”
（前引《昭和的历史》3，第二六六页）
                             扬子江上的惨剧
    据说，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那天，不仅在扬子江岸边，而且在扬子江面上
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杀害了。这些情况，在上述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
中也有记述。十二月十三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兵准备离开即将沦陷的南京城，
渡江逃到北岸， 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 全都死亡。石川达三对当时的悲惨情景在
《活着的士兵》中这样描写说：“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
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前面就是江水，没有—艘可以
渡江的船，陆地上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他们抓住了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
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广的长江，逃向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
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面游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军已抢先
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
日本军己在下关码头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漂流而下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
予最后一击。”《活着的士兵》固然是一部小说，但作者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社
的特派记者，曾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进入南京城，因而肯定听到了当时日击者真实的
亲身感受，并如实地作了记述。
    尽管如此，“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兵企图渡过扬子江而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数
字颇难令人相信。我认为，被害的也不只是中国兵，南京市民也为数不少。
    关于出现在扬子江上的这幕惨剧，应征入伍参加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
赤星义雄在翌日——十四日因公去下关时，曾在那里看到过实际情景，他著书叙述
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正好是到中华
    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中国人在山中挖了岩盘，开出了一条路，可以让一辆车子通过，大约
    每隔五十米的地方，置有大炮。据说，那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的袭击。当
    然，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那炮台上，俯视眼睛底下流动的扬子江，远远望见许多像是木棍似
    的东西在漂流。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
    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岸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靠的地方。站在
    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
    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
    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
    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个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
    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
    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
    尸之江”。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
    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上一艘仅可乘五十人左右的渡船，逃向
    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
    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在他们的渡船驶抵对岸前，海
    军就放炮开枪，一齐射击。猛烈的枪炮扫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
    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被击沉。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
    后来，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前引《扬子江在
    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二十八至三十页）
    这一记述，看起来好像有些混乱。那是指：当时赤星站在扬子江岸边，属下头
码头地区，但说中国军民遭受日本海军舰艇扫射的地方，却在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
上游——“下关码头”。从《活着的士兵》一书引文中可以了解到，前一天在扬子
江发生惨剧的地方，是在下关前面，然而据赤星所说，是在距下关八公里左右的上
游，也有许多准备渡向对岸的南京市民遭到舰艇的扫射，落得了被害的悲惨命运。
可想而知，十四日在下关前面的江西上看到的几万市民的尸体是从那边漂流过来的。
据说，扬子江尸骨成堆，都埋在江边，怎么也不可能漂流到下游去。
    前面提到的、与赤星同属第六师团的高城守一，也于—个四日为补给粮草去下
关粮仓。当时，他曾在下关江面上和岸边目击了当时的惨状，说是“非笔墨和言词
所能形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程度”（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第九十五
页）。
    十二日，在渡江时已有很多人死亡。那时，下关还未受到日本军的攻击。直到
十五日还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 记者蒂尔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一译
都亭——译者）就十二日那天情况记载说：“数千名中国兵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
无疑想从江边马路旁用帆船渡过扬子江， 但大多数人惊恐万状， 溺死于江中。”
（洞宫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2，第二九一页）
                         第六师团的“战斗行动”
    前面提到的南京的汪良，曾就城东中山门外紫金山山麓和城南中华门外雨花台
的屠杀行为这样说：“此外，包围城墙的部队在紫金山山麓活埋了两千人，在雨花
台杀害了两万人”（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至十页）。
所谓日本军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也许，毋宁应该看作是战死的。在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
○六），就这件事记述如下：“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合地区的军民两、
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三页）
    攻击雨花台的是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部队。另一方面，第六师团步
兵第四十五联队绕道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该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其旧
著《机密日俄战史》出版后所发表的《军情报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
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
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对此军事行动，在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
概要》中说：“十日，第六师团命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
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十四日到达下关（南京北侧的码头）”（防卫厅防卫研修
所战史室编：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九页）。这里所说的“从南边逃出
来的万余敌人”和“退却的敌纵队”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市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
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方面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
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日
本军方面认为这种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战斗行为，但中国方面，认为它同在雨花台扫
射一样，是集体屠杀。
    汪良曾就这些地带的市民被大量屠杀的问题，又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
告诉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下关上游的上新河地区的惨剧。他说：
        这里集中了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
    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军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方面一齐
    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
    江水吞没（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五页）。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江东河的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
    桥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也一个个落水，
    顷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军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
    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内逃出来的南京市民（前引书，第十四页）。
                             城内扫荡的惨状
    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
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
墙上消失了。此后，冲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
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
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凄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
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
代表团这样说：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
    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
    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
    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
    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
    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
    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
    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
    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前引《访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七至八页）。
    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
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
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冲入中华门后，
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
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
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
（前引书，第十五至十六页）
    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
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
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
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高崎隆治：《建立在沙滩上的幕后活动》，
载本多胜一编：《笔杆子的阴谋》，第一四八页）
    “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
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
——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
    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
    今世的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
    气和硝烟弥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
    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我目击了那
    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
    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
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
    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
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
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
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
卒七千多”（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二三三页）。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
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
                  ※               ※                 ※
    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
悲惨情景。
    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
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
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
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 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
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
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
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二一六页）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
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
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
    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
    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
    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
    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
    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
    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
    —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
    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十五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
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
        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
    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
    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
    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所知的范围内，城内
    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
    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的，全然不包括遭屠
    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远速》，三十六号，前
    引书1，第四十九页）。
    贝茨、 斯迈思（Dr. Lewis、S. C. Smythe）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
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
而喻，他们是无辜惨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到杀害。
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捕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到集体屠杀，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
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万二千这个小数目。关于被日本军杀害的残兵
败卒和一般市民的数目，将在第6节还要谈到。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采访消息，到十五日为止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
区所发生的惨状这样说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
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内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
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
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
通市民的尸体。”（前引书2，第二八三、二九四页）
    记者德丁说，在南京市的南部和西南部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数目大致相等的战
斗人员被杀，可以认为，这是由中华门入城的第六师团和第十一师团进行扫荡战所
造成的悲惨结果。
    第六师团的行动区域是通过中华门的南北向马路，西面至城墙，北面至安全区。
但谷师团长却在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由于中华门附近已成为激战地
区，在被告的部队入城时，居民已逃到别处避难。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师团就在
空房子里住宿。所以没有一个居民遭受我官兵的迫害”（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
真相》，第二二六页）。其证词是说，在他所负责的地区内几乎看不到受迫害的对
象——居民。就是说，在那里的市民生活中，没有混入“便衣兵”，因而自然不会
搜捕残兵败卒了。
    然而，在松平鹰史编写第六师团所属大分第四十七联队的战史——《乡土部队
奋战史》中却这样写道：“该部队在占领南京时，以四眼井高地为中心，用主力部
队彻底扫荡了穿便衣的残兵败卒”（第四○一页）。在熊木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熊
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中也这样说，从十二日到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上的战
斗中，据说同四千名中国兵作战，对方死伤了一千五百名。这次战斗，包括了城内
的“扫荡战”（第一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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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释天枫

30多万具尸体的无言控诉
                  　　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罪恶历史的翻案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遇难者的数字上，围绕这一点，提出种种无理责难。因此，这个问题，也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关于遇难者的数字和屠杀的规模，日军当局是血腥屠杀的策划者和制造者，当然不愿给历史留下什么罪证；在屠杀现场侥幸存活的受害者，也因只是身临其中的一个局部，说不出完整的数字。但是，人死了，总有尸体；有尸体，就需要掩埋和处理。这就给我们提供了统计遇难者人数的可靠渠道。资料说明，南京当时参与尸体掩埋和处理活动的，有慈善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市民、伪政权和日本军队等五个方面。
                  　　慈善团体共收尸19．62万具。其中包括：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城内外共收埋尸体4．3万余具；其八卦洲支会掩埋江边浮尸1500余具。崇善堂“崇字掩埋队”共掩埋11．2万余具。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下关、和平门一带掩埋2．2万余具。同善堂于中华门外、雨花路一带收尸7000余具。代葬局掩埋队埋尸1万具。明德慈善堂埋尸700余具。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拨款雇工，在长江边一带收尸3万余具。
                  　　南京市民收埋尸体4．1万具以上。其中包括：木商盛世征等雇工掩埋上新河一带尸体2．8万余具。市民芮芳缘、张鸿儒、杨广才自行组织30余人的掩埋队，于中华门外、兵工厂一带埋尸7000余具。村民严兆江等在尧化门外北家边掩埋从塘里捞起的尸体6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以玛目王寿仁等组织回民掩埋队，共收埋回民尸体400余具。此外，还有大量尸体，为死者亲友或邻里零星埋葬。
                  　　伪政权机构收尸1．6万余具
                  　　日军焚尸灭迹15万具。据日俘太田寿男供述，他与安达少佐在1937年12月中旬，共动用下关碇泊场司令部船只30只、卡车lO辆、士兵800名，将lO万具尸体运往浦口以东烧埋或投入长江；另5万具尸体则由日军攻占南京部队焚烧处理。
                  　　若将上述五项掩埋、处理尸体的数字简单相加，已达40余万具；何况，还有为数不少零星掩埋、无法统计和未被发现的尸体。其中，除应扣除焚尸灭迹与埋尸之间可能的交叉，不同机构、团体埋尸之间可能的交叉，以及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近万名军人尸体的数字以外，认定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人数达30万人以上，是有充分根据的。这是对侵华日军暴行最强烈的控诉。
                  　　60万人口的确凿事实
                  　　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又一个伎俩，是在南京人口问题上做文章。他们故意压低南京城陷时的人口数字。其代表人物田中正明就曾在《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中，谎称：“当时南京的总人口就是二十五万”，“假使一个没剩全部被杀，也不过二十五万”。其实，丰富的档案资料，已经为我们有力地解开了南京城陷时的人口之谜。
                  　　当时南京的人口，应由常住人口、剩余守军和流动人口这三部分组成。
                  　　常住人口50余万人。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和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户籍统计，其常住人口自1935年11月已开始突破百万人，1937年上半年的多数月份，人口总数均在100万人以上。随着“八一三”淞沪战事的爆发，南京局势紧张，大量党政机关和难民离宁西迁，城市人口大幅下降。据有关资料测算，1937年lO月底至11月初，南京各区的总人口应为59万余人。南京市政府于这年11月23日致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的公函中也明白确定，“查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
                  　　剩余守城官兵约9万人。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部队，原有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总人数约为15万人。这支大军，在南京保卫战的惨烈战斗中，约损失l万人；安全撤退的约5万人。可见，约有9万名官兵滞留在南京，或被俘，或混入民间。
                  　　流动人口数万人。在战争的情况下，由上海、苏州、无锡等地逃来南京的难民，以及由前方不断运来的伤员，其数量相当庞大。据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在一份报告书中陈述：“‘八一三’沪战既起，各地难民纷纷来京，每日千数百人不等……先后共计收容遣送难民十五万五千六百九十名。”由此可见，在南京沦陷前，辗转于南京地区的难民之多。对于这部分流动人口，估计为数万人，决不过分。有学者推算，这部分人口应在3万人以上。
                  　　综上所述，南京市在沦陷前夕，实有常住市民50余万人，滞留守城官兵约9万人，聚集外地难民、伤员数万人，总数在60万人以上。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的中国军民竟达全城人口的半数，足见其暴行之疯狂和罪恶之深重。这也足以驳斥日本右翼分子所谓南京沦陷前一共只有25万人口的谎言。
                  　　1000多名幸存者的血泪证词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烧、淫、掠的暴行，不但有大量中外档案资料足资证明，而且还有1000余名从劫难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以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所作的血泪控诉，予以证实。
                  　　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4年2月在全市居民中普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共查出1756名受害者、幸存者与目击者，对他们进行了逐个登记，并记录了证言。1997年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又组织了555所中学的14000名师生，开展“万名师生寻访幸存者”的活动，声势浩大，效果显著，共发现1213名幸存者仍然健在，对其中极具价值的150份证言，由南京市司法局公证处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2004年暑假，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80多名青年志愿者，又深入大江南北郊区的40多个行政村，寻访了1000多位老人，录制了760余份证言，为以往的调查取证工作，作了有价值的补充。
                    
                  　原教导总队22岁的士兵唐广普见证了规模最大的草鞋峡集体屠杀。在这里日军一次屠杀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5．7万余名。唐广普与2万多名被捕者关在一起。他说：12月18日，“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以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洒在石榴树(枝)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他从死尸堆中爬出，侥幸活命。
                  　　警察伍长德是汉中门外集体屠杀的幸存者。12月15日，他与其他2000余名住在司法部难民收容所的青壮年，被日军押往汉中门。他说：“两个日本兵拿着两根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一百多人，周围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用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后来他伏在别人尸体下面，身上还被戳了一刀，留下了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战后，他曾去东京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作证。
                  　　被称为“奇女子”的李秀英，当年只有19岁，赤手空拳，与3名前来施暴的日军搏斗，全身被刺30多刀，直至昏死过去。后来经过7个多月的医治，她才恢复了健康。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出于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恶目的，竟将手脚做到了幸存者的身上。1998年，日本反动文人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中，公然诬陷李秀英为“假证人”，竟提出8点所谓“疑问”。李秀英于1999年9月，将松村俊夫和有关出版社告上东京法庭，要求赔偿其名誉损失，并赔礼道歉。这一诉讼已先后为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判决为胜诉，松村俊夫被判赔偿李秀英名誉损失费150万日元。
                  　　另一名幸存者夏淑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全家9口人中有7口惨遭日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她一家的遭遇，分别被美国马吉牧师摄入影片和德国拉贝先生记入著名的《拉贝日记》之中。但是，夏淑琴也被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诬陷为“假证人”。夏淑琴已于2003年6月委托律师，向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正式递交了民事诉讼状，将上述两人告上法庭，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各赔偿人民币80万元，并登报道歉。2004年9月，法院已正式开庭听证。有关专家认为，这开创了在中国起诉此类案件的先例，为中国人在二战期间维权案件的处理开辟了新的领域。
                  　　无情的历史事实，早已给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先生们打了响亮的耳光。但他们仍然喋喋不休甚至变本加厉地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种种谬论和谎言。尽管如此，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历史决不容许颠倒。在铁证如山的历史档案资料和幸存者的血泪控诉面前，任何企图掩盖和歪曲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的狡辩，都是完全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