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人物品藻

有无不住

（一）清议之风与人物品藻  

清议乃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它是在东汉的桓、灵之世产生的。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及汉祖杖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毫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其成俗矣。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这里，范晔将汉代士风的发展变化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高祖时代，盛行“轻死重气”的任侠之风；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代，其时崇尚儒学，多“守文之徒”；第三个阶段是王莽专伪及光武中兴时期，士人追慕隐逸，明哲保身，相沿成俗；第四个阶段为桓、灵二帝时期，盛行清议之风。关于清议产生的历史原因，这段话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

       清议的内容非常广泛。而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但品核公卿者，并不仅限于一般的士人，有时也有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后汉书》卷四五《韩棱传》：  

……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唯此三人特以宝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  

评论公卿的优劣，主要看为官是否清廉，道德是否高尚，同时也要看对待人才的态度如何。《后汉书》卷四五《周荣传》附《周景传》：  

（周）景字仲飨。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贯，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遍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  

东汉时代的清议，对人物的言行往往能作出及时而准确的反映。《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  

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  

因此，当时的公议是颇有力量的，某些达官贵人常常为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后汉书》卷五二《崔骃列传》称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过了许久，他深感不安，便询问他的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道：“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崔钧所说的论者就是清议者。《后汉书·党锢列传》谓郭林宗、贾伟节为太学诸生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这五个人实际上就是清议人物的代表。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显示了清议力量的强大。陈蕃和李膺是朝野清议力量的总代表，清议名士与之紧密呼应，形成了浩大的舆论声势。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德行》四，本书征引《世说新语》的文字，依据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校笺》），陈蕃也喜爱论士。《后汉书》卷五三《徐稚传》：  

帝因问蕃曰：“徐雅、袁闳、韦著谁为先后? ”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但随着陈蕃的失败，两次大规模党锢之祸的兴起，清议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清议之风便被扼杀了。《后汉书·党锢列传》：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至中平元年（184），党锢才彻底解除。尽管如此，后汉清议家的政治建树与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范晔曾经作出过中肯的评价：  

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子欢其义。壮矣哉！（《后汉书·党锢列传》“论曰”）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议之风盛行的时候，有个别知识分子采取了龙蟠凤逸的态度。《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  

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  

申屠蟠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人，他的做法是否高明姑且不论，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确实与众不同。这也足以说明党锢事件本身有其历史的渊源。我们不得不承认，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悲剧，总是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不断地重演。而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的脊梁，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总是自强不息，总是奋发向上，总是不肯低头。华夏古国的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