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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 00: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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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的时代错置、文本互涉及其英译问题
香港城市大学 洪 涛
引言
从符号学(semiotics)的角度看, 文学叙述经常采用时素(chrononym)、地素(toponym)、人素(anthroponym)来将故事锚定(anchoring)在现实经验系统上。所谓时素, 即文本中涉及的时间范畴的命名，例如《西游记》小说所写的“故事时间”是“唐朝”。这是一种历史锚定, 对于文本的诠释(尤其是从历史角度入手的诠释)有重要的作用。[1]
《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妖怪对立的故事, 暗藏了作者对朝政的影射, 这是前贤提出来的论点。[2] 但原作影射之有无, 涉及推测, 评者易招来过分深文周纳之讥。因此本文以史传为据, 具体论证《西游记》的历史性(historicity), 尤其是明显涉及明朝的部分, 如第七十八回比丘国、第四十四回车迟国、第三十七回乌鸡国。本文所举的一部分史实, 其它研究者(例如苏兴)已经注意到了, 但也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名目是前人忽略的。
《西游记》小说表面所写是“唐朝”故事, 其实从故事所提及的诸种名物故实看来，《西游记》有些故事暗喻“明代的中土”。其中的关键是, 《西游记》内文有不少名目源于明代, 例如, 悟空下龙宫索宝, 龙宫有“鲤总兵”,[3] 此外第八十四回、第八十五回灭法国有“总兵官”, 而“总兵”是明代才有的职衔; 第七十八回比丘国白鹿妖道故事中出现“五城兵马司”、“锦衣官”、“谨身殿”; 第四十四至四十六回的车迟国妖道故事中出现“缉事”、“文华殿”; 第三十七回乌鸡国妖道故事中出现“正阳门”、“后宰门”等; 第六十八回朱紫国出现“司礼监”; 第七十回有“夜不收军马”。这些名目, 都显示出故事与写作时间的关系。但无论如何, 一部关于唐朝的小说,出现大量明朝的故实,技术上属于“时代错置”(anachronism)。[4] 当然, 这“时代错置”不一定属于无心之失, 其中或有皮里阳秋之效用。(详下文。)
《西游记》小说的时代错置与文本互涉
我们可以仔细检讨一下《西游记》涉及明代故实的情节。《西游记》第七十九回写到比丘国:
‧少时，见四五个太监，搀着那昏君自谨身殿后面而来。[5]
‧看那行者,一翅飞在金銮殿翡翠屏中钉下，只见那班部中闪出五城兵马官。[6]
‧那昏君听信诬言,以点精兵来围馆驿,差锦衣官来请师父求心也。[7]
上引文中有一个“谨身殿”。同名之殿建于明初。《明史》卷六十八＜舆服＞四:“宫室之制：[明太祖]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8] 另据沈德符(1587-1642)《万历野获编》卷十八:“洪武九年丙辰营谨身殿。”[9] 后来, 永乐后北京别建宫殿, 亦有谨身殿，后更有谨身殿大学士之设。《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记载: 明仁宗朱高炽以“〔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殿为中极，谨身为建极。”[10]
如果说谨身殿这宫殿名的相同属于“巧合”, 虚构与历史两者巧合, 那么, 我们可以再举出一确凿的例子, 以堵质疑者之口。《西游记》第四十四回至四十六回车迟国故事中又出现“文华殿”。第四十六回写道：“那道士坐不稳，一个筋斗，翻将下去，几乎丧了性命﹔幸亏大小官员人多救起。国王大惊，即着当驾太师领他往文华殿里梳洗去了。”[11] 又第六十九回, 行者道：“国王岂无受用！我来时，他已有三个阁老陪侍左右，请入文华殿去也。”(人文版第877页。)
这个“文华殿”，也是明朝才建置的。《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中发表李燮平一文指文华殿、武英殿系洪武八年(1375年)九月至十年(1377年)十月建成。[12]《明史》卷七十二、志第四十八＜职官一＞:“〔洪武〕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13] 按, 洪武十五年为公元1382年, 距唐玄奘(600?-664年)时代数百年。北京的文华殿在明朝初建时主要沿袭明南京大内文华殿的用途, 是东宫皇太子读书视事的地方。明天顺八年(1464年)文华殿改为讲官专为皇帝讲解经传史籍之处。[1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文华殿＞条：“文华殿在奉天门（今改称皇极）之东北。其制度较诸殿稍小，而加精工焉。盖至尊所尝御便殿，且为开设经筵之所。〔……〕本殿之侧，则为精一堂、恭默室、九五斋，皆世宗所建。”[15] 明《世宗实录》也有相同的记载。
谨身、文华二殿加起来,形成一定的历史氛围。《中国宫殿史》一书第九章“明代宫殿”有简明的说明可供我们参考: 谨身殿是三大殿之一(其余两大为奉天殿、华盖殿)。三大殿的东西两侧, 分别是文华殿、武英殿。文官可在文华殿候旨、休息。[16] 武英殿则为武官所用。文华、武英都是明代独有的, 入清后其名已改易。
至于同样在比丘国故事中出现的“五城兵马官”和“锦衣官”, 都令人联想起明朝的“五城兵马司”和“锦衣卫”。《明史》志第五十＜职官＞有“五城兵马司”。[17] 若问“五城是何意？”答案可从史籍中考出。《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职官三＞说得比较详细：“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指挥巡捕盗贼，疏理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京城内外各画境而分领之。境内有游民、奸民则逮治。若车驾亲郊，则率夫里供事。”[18]
至于上引文中的“锦衣官”,与明朝“锦衣卫”仅差一字。其实,《西游记》书中也有“锦衣卫”,如“那当驾官即备大轿一乘,黄伞一柄,锦衣卫点起校尉，将行者八抬八绰，大四声喝路，径至金光寺。”(人文版第799页。锦衣卫又见于第801页。)“锦衣”、“锦衣卫”、“锦衣校尉”是明代的特务。《明史》中或只称“锦衣”。《明史》卷八十九、志第六十五＜兵一＞：“太祖之设锦衣也，专司卤簿。是时，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锦衣卫鞫实，本卫参刑狱自此始。文皇入立，倚锦衣为心腹。所属南北两镇抚司，南理本卫刑名及军匠，而北专治诏狱。凡问刑、奏请皆自达，不关白卫帅。用法深刻，为祸甚烈，详＜刑法志＞。”[19]
“五城兵马官”和明朝“五城兵马司”, “锦衣官”和明朝“锦衣卫”名称上仅有细微的差别。名称完全一样的, 除了上文提及的“总兵官”外, 尚有第六十八回朱紫国的“司礼监内臣”。《西游记》该回写行者接了八戒的榜文，对众道：“你们想是看榜的官么？”太监叩头道：“奴婢乃司礼监内臣。这几个是锦衣校尉。”(人文版第871页。)历史上, 司礼监是明十二监之一，读者可参看《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和《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原来, 明代宦官机构主要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宦官二十四衙门。明洪武后期已有二十一个衙门。明成祖永乐以后﹐逐渐增至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之首﹐其余大小各衙门﹐遇有应题奏事情﹐皆先关白司礼监。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其掌印者秩尊如内阁首辅﹔掌东厂者权重如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同众辅。众所周知, 明代宦官得以弄权者大多为司礼监太监, 详情可参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何伟帜《明初的宦官政治》等著作。[20] 明亡, 清朝改制,宦官隶属内务府。
至于“缉事”, 前贤已有论述, 此处不必赘言。本文仅补充若干史实。《西游记》中说:“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我们没奈何，只得在此苦捱。”(人文版第371页。)
《明史》中对“缉事”的记载很多,如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第7789页。) 从正史观察, 这缉事好像就是“锦衣卫”, 至少两者的职务性质相近, 如《明史》志第六十五＜兵一＞:“锦衣缉民间情伪，以印官奉敕领官校。东厂太监缉事，别领官校，亦从本卫拨给，因是恒与中官相表里。”(第2186页。)
据《明史》＜刑法三＞、＜列传＞第一六三，“缉事”就是厂卫之职。
以上所举的“兵马司”、“锦衣”、“司礼监”、“缉事”等,大约相当于今日的警察、特务。这些机关,在明史上有其特殊的影响力。史学家丁易(1913-1954)有此结论：“明代帝王自身就是特务头子,司礼监是这特务头子的参谋本部,东西厂是和它二位一体的, 派出去的特务宦官也和它一鼻孔出气,锦衣卫又和东西厂分不开,而司礼太监又是全国政治最高指挥者的‘真宰相’,所以明代政治就是这么彻头彻尾的特务化了。”[21]
至于《西游记》第七十回朱紫国的“夜不收军马”(人文版第888页), 恐怕也是明代才成军的。历史学者指出:“夜不收军”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明英宗实录》卷九宣德十年九月壬辰：“沿边夜不收及守墩军士，无分寒暑，昼夜瞭望，比之守备，勤劳特甚。”又,《明世宗实录》卷509记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丁未上谕：加辽东沿边墩军及各营出哨夜不收本色行粮月米二斗。[22] 有谓夜不收军“嘉靖八年(1529)议准, 由各镇将官选择可靠人员充当。”[23] 详情待考。
此外, 《西游记》第四十四回写僧人叙说: 我等是这城里敕建智渊寺内僧人。因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现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未曾拆毁。城中寺院，大小尽拆了。(人文版第574页。)
此事与明孝宗之皇姑寺遭遇有相似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毁皇姑寺＞:“皇姑寺在京师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谕辅臣杨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谓尼僧与僧道不同，而尼僧寺与僧寺道观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毁尼寺，已行下矣。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后三四日，不知何人哀奏两宫皇伯母见谕。以皇姑为孝宗所建，似不可毁。圣母亦以孝宗为言。盖小人进祸福之言，故两宫一时传谕。〔……〕既而圣谕又下，辅杨一清等曰:慈训两颁，宜即顺命。”[24]
小说中写皇室敬道灭僧,拆去佛寺,而智渊寺独存,,只缘后人不敢冒犯先人。明史中,皇姑寺也因为是先王所建而得幸存。
说到灭佛, 《西游记》第八十四回整个国家就称为“灭法国”，要灭的就是佛法。这个灭法国, 就有“东城兵马司”、“总兵官”等职官。(人文版,第1075页、第1077页。) 凡此种种, 都令人想起明朝的职官。比如“总兵官”, 《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有此说明：“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25]
此外,《西游记》第三十七回乌鸡国有正阳门、后宰门。其实这两个门也是明朝才出现的。书中写行者吩咐乌鸡国太子：“〔……〕但要你单人独马进城，不可扬名卖弄。莫入正阳门，须从后宰门进去。”(人文版第483页。) 到第三十八回, 又写:“二人不奔正阳门，径到后宰门首。”(人文版第490页。) 其后出入都是经“后宰门”。[26] 平心而论,小说的作者尽可以写作“莫入前门, 须从后门进去”, 但他却没有这样写, 所以我们怀疑这“正阳门”,“后宰门”或别有寓意。
从《明太祖实录》的有关记载看, 南京都城门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六月尚称“洪武”, 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已用“正阳门”名。[27] 另据《明史》卷四十、志第十六、＜地理一＞，北京的正阳门是明英宗正统(1436-1449)初才出现的名称: 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九年正月告成。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紫禁城。门八：正南第一重曰承天，第二重曰端门，第三重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宫城之外为皇城，〔……〕皇城之外曰京城，周四十五里。门九，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页884)。简言之, 北京的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原名“丽正门”。明正统四年(1439年)完工，并改名为“正阳门”。《北京的城垣与宫阙之再研究, 1403-1911》一书指出：“正阳门以前仅供皇帝出入, 其余的人只能从东西两侧的瓮城门出入。”[28]
至于后宰门, 明末轰动一时的三大案之一“梃击案”, 犯者也由后宰门进入内宫。(万历四十三年五月, 一男子名张差, 持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处, 欲加害太子。)《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列传一百三十二＜王之寀＞记张差供说：“〔一老公〕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老公多，遂被执。”[29] 所谓“宫门”, 指慈宁宫。《明史》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记载：“四十三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事复连贵妃内珰。太子请以属吏。狱具，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自是遂有‘梃击’之案。”关于此事, 可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30]
上述这些政治事实、皇家制度, 如果说是属于“无意之中”羼入小说, 未免“太过无意”,不容易令人信服。其实，无论作者有意或无意, 客观上这些时代错置现象都有助于构成了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至少是无意中的文本互涉(unconscious intertextuality)。[31] 所谓 intertextuality, 简化来说, 意谓：对一个篇章的运用和理解要依赖对先前遇到过的一些篇章的认知。[32] 西方学者如此定义：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insists that a text cannot exist as a hermetic or self-sufficient whole, and so does not function as a closed system.[33] 但这不能理解为《西游记》摘抄其它书籍。文本互涉理论的主要精神是将文本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文本之中。法国符号学家Julia Kristeva强调: 文本互涉是将历史溶入到文本当中, 将文本溶入到历史当中。[34] 此概念对篇章语言学也有影响：Robert de Beaugrande & Wolfgang Dressler 的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如此解释: [Intertextuality] concerns the factors which make the utilization of one text dependent upon knowledge of one or more previously encountered texts.[35] 互文性又分微观互文性和宏观互文性两种。微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其它文本相关, 因此一个文本中某些词句的释义要牵涉其它文本, 例如本节所引, 主要限于词句、专名层面的互文。更重要的是宏观互性性的存在，以下我们再来分析。[36]
《西游记》的时代误置、宏观互文性
在宏观互文性方面, 《西游记》也与其它文本产生联系。书中有些情节, 与明朝的故事有相似或相关之处。作者将明朝专有的事物写入书中, 似乎是有意引导读者联想起明朝政事。影射之说, 前人已发其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略作补证。事实上, 车迟国、比丘国皇帝佞道的一些细节, 和史传中明帝的表现也有雷同之处。微观互文性的存在更使读者无法摆脱“明史”这一个大文本。以下我们从“优礼道士”、“壮阳之药”、“求雨有功”三个方面看宏观的文本互涉。
优礼道士。《西游记》写道士大受帝皇宠信。书中多处写到国王佞道, 反受其宠臣所制。最明显的是国君对道士毕恭毕敬, 自身却权威荡然：
第四十五回 车迟国
“三位国师来也。”慌得国王收了关文，急下龙座，着近侍的设了绣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头观看，见那大仙，摇摇摆摆，后带着一双丫髻蓬头的小童儿，往里直进。两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视。他上了金銮殿，对国王径不行礼。那国王道：“国师，朕未曾奉请，今日如何肯降？”[37]
第七十八 比丘国
只听当驾官奏道：“国丈爷爷来矣。”那国王即扶着近侍小宦，挣下龙床，躬身迎接。慌得那长老急起身，侧立于旁。回头观看，原来是一个老道者，自王阶前，摇摇摆摆而进。……那国丈到宝殿前，更不行礼,昂昂烈烈,径到殿上。国王欠身道：“国丈仙踪，今喜早降。”就请左手绣墩上坐。[38]
这种赐坐于绣墩的做法, 和明帝对待道士的做法有相似之处。《明史》＜佞幸传＞“〔……〕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陶〕仲文得时见﹔见辄赐坐，称之为师而不名。”[39] 而且连坐“绣墩”之类细节也相同, 似非偶然巧合？《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幸‧秘方见幸＞有具体的描写。世宗接见道士陶仲文(1479-1560, 神霄派道士)，也是请这个道士国师坐“绣墩”：“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40] 嘉靖帝以九五之尊亲自“迎送”道士, 不是与《西游记》的国王举措相似吗?
关于明世宗优礼陶仲文,《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二＜世宗崇道教＞也记载：“二十九年夏四月，加封陶仲文恭诚伯。”其实，早在嘉靖二十四年，已“加礼部尚书陶仲文为少师。”史家谷应泰指出：“前此大臣无兼总三孤如仲文者”。[41]
《西游记》中车迟国、乌鸡国和比丘国都因皇帝佞道而祸国殃民。由于书中确有指涉明室的事迹, 这就令人联想到《西游记》某些章回可能有讽刺明帝佞道的用意。比如在皇宫有“文华殿”的那个车迟国皇帝, 一再被作者痛骂: 第四十五回“那国王本来昏乱”(人文版第583页)、第四十六回“那国王着实昏乱，说东向东，说西向西”(人文版第591页)、同回“那国王十分昏乱，依此谗言。”(人文版第593页。) 在第七十九回作者更直斥皇帝为“昏君”：“那昏君自谨身殿后面而来”。
壮阳之药。比丘国王用小儿心肝制药, 是道士出的主意, 小说故事与明嘉靖帝的佞道自祸, 情节近似, 互相辉映。《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佞幸‧进药＞：“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42] 这段文字中的“邵”, 即邵元节（1459-1539）, 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陶”, 即陶仲文﹔“顾”, 即顾可学﹔“盛”, 即盛端明。四人皆道士, 以进“仙方丹药”而获宠。关于上引文中的“秋石”,李时珍谓服秋石者多是淫欲之人。[43]《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词”条记载, 嘉靖三十一年和三十四年明世宗共选四百六十名女孩供炼药用, 盖从陶仲文言。查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以后, 宠信道士变本加厉。《明史纪事本末》记嘉靖十五年“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 赐玉带冠服。”[44] 二十二年, 禁佛兴道。因兴道而灭佛, 这又与车迟国的灭佛有相似之处。
总结而言, 明世宗制药供秘戏用, 比丘国王也是为女色所累，落得身弱体虚, 因此用小儿心肝进补壮阳。二者之间, 不无相似处。
求雨有功。车迟国王请道士求雨，与嘉靖帝请道士邵元节求雨如出一辙。《西游记》第三十七回乌鸡国王说那道士：“登坛祁雨, 只见令牌响处, 顷刻间大雨滂沱。”《西游记》四十五回, 车迟国王说：“朕敬道灭僧为何？只为当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尝求得一点﹔幸天降国师，拯援涂灰。”（人文版第583页。）这是小说所写。历史上, 龙虎山上清宫达观院正一道士邵元节也祷雨有验。《明史》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嘉靖三年〔1524年〕，征〔邵〕元节入京，见于便殿，大加宠信，俾居显灵宫，专司祷祀。雨雪愆期，祷有验，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玉、银、象牙印各一。”（第7894页。）
另一方面, 道士陶仲文对求雨也有贡献。《明史》卷三百七列传一百九十五＜佞幸＞载陶仲文封恭诚伯：“时都御史胡缵宗下狱，株连数十人。二十九年春，京师灾异频见，帝以咨仲文。对言虑有冤狱，得雨方解。俄法司上缵宗等爰书，帝悉从轻典，果得雨。乃以平狱功，封仲文恭诚伯，岁禄千二百石。”[45] 《明史纪事本末》载嘉靖二十九年不雨, 帝问陶仲文, 结果“是夜漏下四鼓, 大雨。明日传旨封仲文，赐诰岁禄一千二百石。”[46] 可见陶仲文得宠也与得雨有关。总言之，道士获宠信的原因，史传所载和《西游记》又是雷同一致。求雨之事, 作者似耿耿于怀,《西游记》第八十七回更是整整一回都是求雨的故事。(《西游记》涉及明朝事实之处尚多,例如, 据林鸿雁等＜《西游记》与明律＞一文，《西游记》人物所援引的律条，有同明律完全相合者。其文载于《文史哲》1999年2期, 第71-77页。兹不详及，书此备考。)
这些片段, 显示《西游记》写西游故事之时,似有在言论上干涉当时朝政之意。
《西游记》的“时代错置”,可能是故意的：作者故意留下这些线索令人联想起明朝的事, 以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换言之, 在这些方面, 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作者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47]
《西游记》的文本互涉与翻译问题
上文所引述的片段,很明显都构成“文本互涉”。在诠释上,若明史的知识越丰富,诠释者对《西游记》的理解也越深入。
我们在这一节打算检讨《西游记》的英译本中那些明代事物是以何种形态出现的。为免引起争议, 我们选取几个毫无可疑的“明朝事物”来作为讨论的中心。[48]
首先检讨文华殿、谨身殿。第四十四回车迟国故事的“文华殿”, 余国藩将那句译为：The horrified king at once asked the Grand Preceptor before the Throne to help him go to the Wen-hua Pavilion to be washed and combed. (Yu, vol.4, p.435) 。[49] 詹纳尔(Jenner)译为: The horrified king sent the royal tutor to take the Taoist to the Hall of Literary Splendour to comb his hair and clean himself up; ...(Jenner, v.3, p.1509) [50]
这两种译文, 作为一般小说故事来读,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余国藩将“文华殿”拼音处理(the Wen-hua Pavilion), 而詹纳尔则采取意译的手段(the Hall of Literary Splendour)。然而, 我们知道该名词的深层意义有赖于其它文本, 而且可在另一种语境关系的区别中(例如明史而不是唐史)决定。
至于比丘国的“谨身殿”(第七十九回), 余国藩注意到这个“谨身”。他下了注释指出:“Hall of Careful Conduct: literally the Hall of careful or vigilant surveillance of one's personal conduct. The term, chi-shen 谨身, is an ironical allusion to book 6 of the Hsiao Ching 孝经:“谨身节用, 以养父母, 此庶人之孝也.”(To keep careful watch over one's personal conduct and to spend frugally in order to care for one's parents - this is the filiality of the common people).(Yu, vol.3, p.435.)
余国藩注意到“谨身”的观念在中国伦理道德中占有一席位, 他特地为读者指出“谨身”放在比丘国故事中有讽刺意味。余国藩的诠释, 其实也是建基于另一种文本互涉, 即《西游记》和《孝经》之间的文际关系。《孝经》成了余国藩的前文本(pretext)。[51] 事实上, 取用“谨身”为殿名的人, 尽有可能是以《孝经》为前文本的; 又或者, 《西游记》的作者起用“谨身殿”也可能是以《孝经》为前文本。[52] 当然前文本还可能是其它著作如《大学》, 例如乾隆年间张书绅在“自谨身殿后面而来”下写评语：“转正寡欲, 天然有此奇句。”然后在回后评语中进一步解释:“养心寡欲, 原非空言。全是一部学问功夫。看他摘出文昌帝君以见学外无方, 道外无术。头头是道，适合《大学》之本原。井井有法, 不背长生之妙旨。”[53]
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各文本可以相互交织成一个意义的幅射体, 意义的产生在文本的网络中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交织、幅射、散播、增衍, 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54]
读者的文化知识来补偿一些信息。[55]
结语:
《西游记》的故事, 是唐朝和尚求经的故事, 在西游路上, 取经的关键人物就称为唐僧(“玄奘”主要用于自称), 妖怪要吃的是唐僧肉。书中也一再提及“唐朝”、“唐人”, 如：三藏道：“我贫僧是唐朝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适路过此间，天晚，特造檀府宿一宵，明早不犯天光就行。万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虽是个唐人，那个恶的，却非唐人。”(第177页) 在故事时间方面, 这是十分明确的“锚定”(anchoring)。因此, 明朝事物的出现, 只能理解为时代错置。由于错置的痕迹和次数不少, 我们怀疑时代错置是作者有意为之。
“锚定”本身限定了文本的释义方向, 例如诠释者很自然就取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作为诠释的参考。玄奘同时代人慧立、彦悰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属可资参考的前文本。[56] 然而我们发现明朝事物的羼入, 这就把文本锚定在另一个指涉系统上。凡此种种, 都对释义起一定的限定作用。[57]
由于《西游记》中时代错置的存在, 互文式解读(intertextual reading)的可能性遂增加一个范畴。但是, 从本文的译文分析我们发现, 源文(source text)与源语文化所构织的文本互涉网络, 在宿语文本(target text)文化的语境中是难以重现的, 其原因上文已有交待。不过, 从译者余国藩的文外注释我们发现intertextuality的可能性不限于一端：译者自身也有他的前文本(pre-text), 译者的前文本不同于作者或读者的前文本, 这恐怕也是必然之事。[58]
源语文本的互文的关系是多元的,像一个各种成份互相交织流通的网络。[59] 互文关系的研究也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唯一的意义, 而是为读者提供多种意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我们不能否定译文会产生它自身的文本互涉, 因为译作的生存由译作与译作被阅读的文化条件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 但这种互文性不大可能与源文的互文性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 像《西游记》这类文本互涉现象繁多的文本, 译者永远也不能译得像原文那样,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译文的阅读效果不可能像原作的阅读效果那样。[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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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1 00: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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