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

知秋一叶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所贡献。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当然在当今如此开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会，大可不必做隐士了。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慈禧，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玄学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六朝隐士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促使隐逸朝着士人的本性生活回归。六朝隐逸文化与生命意识有着紧密联系,追求长寿养生,乐死成仙等"摄生"之道,是隐逸思想的重要内涵。

知秋一叶

《庄子.缮性》：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圣人不是隐其身、隐其形，而是隐其德。“德”是“天性”。隐士不一定自藏于山林，也可能混迹于人间。自古以来的真隐者，并不是不出山，并不是不说话，并不是不发挥才智，只是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能力挽狂澜，也能急流勇退，事了拂衣去，忘却功与名。这是“存身之道”。

老子曰：“吾有三宝，持而守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慈”不单单是同情和善良，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平衡。“慈”字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两个“玄”字，代表着一种平衡。“俭”是不可多取，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只能按需所取，要名副其实，不可沽名钓誉，多一点，都是伤己的利器。“先”就是“显”。于修行，于归隐，不要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唯恐别人不知道了。

中国文化就是龙文化，龙是我们的图腾，龙变化多端，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可以行乎万物之上，也可以浮游于天地之间。真隐者如龙，如龙者，真隐。

知秋一叶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陶渊明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除此之外，他被选入课本的《归去来兮辞》也将其隐逸之心表达到极致。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知秋一叶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　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知秋一叶

真正的隐士——庄子

悉数中国古代隐士，在下以为，庄子老大才是真正的隐士。以日月星辰为伴，以天地苍穹为盖，鲲鹏之志向于冥海，无所谓世人所叹的对错，我自由翱翔才是最真。

《庄子.达生》：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趋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

鲁国有个叫单豹的隐士，住在山洞里，每天喝着甘甜的山泉水，过着极简的生活，不和世俗争名夺利，七十岁了，依然红光满面，色若桃花。不幸的是有一天被一只老虎叼走并吃掉了，终年七十岁。

和单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国的谦谦君子张毅，张毅善于交际、经商获利，不管是富贵之家还是蓬门荜户，只要有利可图，他都不辞劳苦，登门拜访，到了四十岁就因急火攻心而猝死。

此二人均是走极端，而不能与天为一。单豹藏其形而未藏其心，因为藏其心者，精气神具足，首先就会具有先天的趋利避害的觉知和本能，其次只要生死不入于胸次，就不会散乱根器，不散乱根器的人，就会如老子说的“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这才是“摄生”，“摄生”不单单是“养身”。想来单豹虽然居山岩，饮山泉，但是心若不甘，情有所牵，那只能算个逃避世俗的人，而不是真正的隐士。或者有“终南捷径”之嫌，有人藏身它处，只是为了换取功名，如此怎算真隐？

知秋一叶

《庄子.田子方》：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

隐士肩吾问孙叔敖：“你曾隐居江湖，也曾三次任职令尹（宰相），又三次辞官，辞去荣华富贵而再隐江湖，这样大起大落，你竟然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好像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开始也不相信，但是今天我见到你，发现你真的是悦色生宛容，面目有光，眉目之间都洋溢着轻松洒脱，你是怎么做到心如止水，具有如此过人之处的啊？”

孙叔敖答：“我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哦，时势造英雄，该来的它会来，该走的它会走，这都是命运使然，不是我能左右的，所以得失不在我，我又何必患得患失呢？如果失去令尹的职位不是我的原因，我又何必操那个心？如果失去令尹的职位是因为我本身的原因，那我又有什么遗憾？与其思来想去，不如逍遥自在，我享受着自我充实与满足的快乐还来不及呢，哪有心思去想什么人贵人贱的。”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孙叔敖是真隐士也，不为藏形而藏，为藏心而藏。我贵而人奉之，奉此峨冠大带也；我贱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则原非奉我。我胡为喜？原非侮我，我胡为怒？

知秋一叶

《庄子.大宗师》：。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若果能藏心于天下，只任天地万物自然存在，就无所谓藏身，无所谓藏形，如此就不会有所失去，如此才称得上持守了“无我”、“常我”的天性；真正的隐士和圣人都是空虚不毁万物，于我无所失，于天地万物无所失，我与天地共存。

《庄子.刻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不刻意标榜自我，不清高孤傲，不愤世嫉俗，不道德绑架，这叫“无仁义而修”；不挂功名却能行不言之教，这叫“无功名而治”；不刻意藏身于江湖，而把红尘当做修炼的场所，这就是“无江海而闲”；上士养心；外其身而身存。不为养身而心系执着，忘掉生死反而得以尽享天年，这就是“不导引而寿”。当你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美好都会跟随着你。

知秋一叶

《庄子.秋水》：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弗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

真正的隐士慈悲为怀，没有害人之心、恨人之心，不高举仁义期许感恩回报；不势力，于人一视同仁；不争名夺利，也没有谦谦君子的繁文耨节；不巴结人，也不去干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会看不起汲汲于世的所谓品行不高的人；只在乎修行自己的内心，外表看起来也不是和世俗格格不入；为了在红尘中历练自我，对于花言巧语的人也只是看破不说破；荣华富贵不会动摇内心的清净，世俗的羞辱诽谤也只是如蚊虫过于眼前。

《庄子.达生》：今汝饰知以惊愚，脩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躯，具而九窍，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有个叫孙休的，自认为怀才不遇，未遇明主，委屈了自己的修行和才华，倍感郁闷，遂前来请教隐士扁庆子。

扁庆子说：“你的才华到处炫耀，试图用你的博学来吓唬人，你修行归隐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你的才学和修行恨不得天下尽人皆知，你这样虚伪好强还能四肢健全地行于世间，你应该感恩上天的好生之德，你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回去吧，回去吧。”

终南樵夫

说的很深刻。功成身退，当隐而隐。

海上陵兰

真隐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心态。真隐的好，是假隐们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如同修真，生活在真里面的人，是不用去修的，至少不用刻意去修。修得辛苦的，往往是方向出了问题。方法不是问题。万法归一。但如果心静不下来，任何方法都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