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隐芝

飞金

第三，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税役。
寺院经济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愿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
僧尼不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而且“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返自在”。 因此当 “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时，出现 “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实避调役”的人数之多也实在令人瞠目。
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有二百万，唐武宗时也有近三十万人，这就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兵源、财源。
为了消灭北齐，北周武帝就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
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说：“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

这说明佛教势力膨胀，不但搞得民力不足，物力凋衰，也已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的利益构成威胁。所以唐武宗才认为他灭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人利众” 的事情。

水几于道

　　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是在流传当中，迷信、糟粕甚至毒草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但这主要不是儒、道、佛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人员素质的问题。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封建社会中，缺少民主与自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封建社会中，妇女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祥林嫂的悲惨命运难道不是封建毒害所致吗？在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被奴化成无用的、多余的人，孔乙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看问题不可走极端，应当客观一些，方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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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危害之外，寺院经济的发展还使寺院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甚至诱发起义，威胁封建统治，这也可能是封建政权灭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中，佛法平等，但实际上，佛寺中等级十分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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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僧侣中，寺主和各种神职人员构成了统治阶层，而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院的人口则构成了被统治阶层，这两个极不同的阶层，体现了寺院经济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抗关系。

比如北魏宣武帝针对僧祗粟曾诏：“僧祗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极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

不难发现，寺院内阶级对立关系的层次较之世俗世界更为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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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依附民所受的剥削压榨，比起世俗界农民所受的并不轻。
寺院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比如北朝时，封建政府将罪犯和官奴给予寺院的仆役——佛图户，除“供诸寺扫洒”外，还要“岁兼营田输粟”。又如北魏的僧祗户，他们每年需向僧曹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

身受沉重经济剥削的同时，他们又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这样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比俗界农民更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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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

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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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
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死亡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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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从历史的角度看，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用毒汁灌输麻痹中国人民外，
基本没有任何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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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时，“三武”无一例外地动用了国家的行政手段，采用暴力措施禁佛、毁佛。“三武”均连下诏书，强行灭佛，虽然各自在灭佛的程度上有所差异，但其采取的措施却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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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均下诏强令大批僧尼还俗。北魏末，僧尼有二百万左右，而北齐、北周僧尼总数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至出现了“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 的现象。北魏太武帝于太延四年（438年）三月命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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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弘明集》卷十曾载，灭齐后，他又使“五众释民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唐武宗令僧尼还俗历时较长。他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下敕，要求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勒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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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僧尼还俗还不足以泄皇帝心中对佛教这个从印度移植过来的剥削阶级之恶，他们甚至向僧众们举起了屠刀。太武帝的措施是最为残暴的，他采用“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的方法来打击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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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院和佛像是佛教的物质载体，大量的佛经则是佛教的精神载体，而佛教崇建寺塔，“倾竭珍财，徒为引废”， 所以为了从物质和精神上同时打击佛教，“三武”在强令僧尼还俗的同时，都大肆拆毁寺院，焚毁经像。北魏太武帝灭佛，要求“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烧”，以致“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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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武灭佛”的结果看，“灭佛”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强国家的财政军事实力。大量僧尼还俗，并被编入民籍，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从而利于发展生产，而且为封建国家的税收提供了不竭之源，而国家的征兵之源也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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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量的寺院财产被没收充公，给国家提供了不少资财，这就增强了国家的的财政军事实力。所以才有拓拔焘命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北周武帝“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灭齐后，他又尽废齐境佛教，《广弘明集》卷十言，武帝使 “五众释民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唐武宗废佛，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而唐武宗还将废寺的铜像、磬、钟，统统销毁，用于铸币。所有铁像，铸做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可以说，毁佛毁得其所了。还是北周武帝用一句话道出了灭佛的好处：“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 因为废佛，僧众还俗，出租调服徭役的人增多了，才能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