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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14次佛道大辩论
讨虏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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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间看到一个贴子，提出了历史上佛道大辩论的问题，俺对此毫不“略懂”，但又确实感兴趣，于是回去后也思考查阅了一番，终于发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在此整理汇总，如有不完整的地方，还请高人指教。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定义。这里所说的“佛道大辩论”，应该是指佛、道双方遵从帝王统治者的召集，会辩于朝堂大殿的情况。在帝王垂鉴判断的同时，有时由朝臣儒士作裁判，断定胜负。这种御座前的诘难辩论，近则关乎一身之荣辱，远则关乎一教之盛衰，所以常常十分激烈。类似于这样的辩论，较为重大的算来应该有14次。
另外还有一些佛道之间在御前的讲论，有的带有讲道的性质，目的是让统治者了解佛、道两教的教义。有的也会比较双方优劣，但规模影响不足。有的属于应景祈祷一类，如因帝王寿诞、祈雨祈雪等邀请佛道双方前来讲论，这些也是发生于朝堂之上的议论。如果要把这些全都算上的话，历史上佛、道殿前共论的总次数应该在30次以上。
以下是历史上有过记载且影响较大的14次佛道大辩论。
1、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朝廷召集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无最对论佛、道二教先后。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言佛为老子侍者。昙无最引《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等，谓佛生于老子之前，以驳姜斌无理之说。据传昙无最驳倒了姜斌的论据，又证明《开天经》系伪造。孝明帝怒姜斌以《老子开天经》之伪书来虚妄惑众，拟处以死刑，西域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方得以赦免，改配徙马邑。
2、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敕召沙门与道士对辩，道教辩败，敕道士削发为僧，遂使齐境“国无两信”。
关于这场辩论，佛教典籍《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了一个较为神奇的故事。大意是：九月，文宣帝下召，佛、道双方的宗师十几人上殿辩论，道教一方以金陵道人陆修静为代表，佛教一方以上统法师为代表。起初，陆修静的弟子祝诸作法，竟使僧人们的衣物或飞或转、在梁木上或横或竖，参辩的高僧们没学过方术，默然无一能对。朝臣士子起初以为陆修静的弟子获胜，在场道士也都欢呼雀跃，高谈自夸，称“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此时文宣帝命上统法师与陆修静比试，上统回话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然天命令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坐僧对之”。即命在最末座的一位法名叫昙显的和尚出列比试，这位昙显别人不认识，只有上统法师知其深量，私下结交。昙显现场喝得酩酊大醉，“昂兀而坐”。两名待者扶昙显上台，昙显笑称：“刚才我饮酒大醉，耳中听到：佛门现一，道方当现二，此话当真？”道士说：“当真”。昙显即翘足而立，说：“我已现一，卿可现二”。道士们却做不到。昙显又说：“刚才祝诸道长让衣物飞扬起来，现在让我再试试吧？”叫人再取来禅师的衣服，让道士们再次做法，这回任凭诸道士一齐奋发祝祷，但是衣服却一动不动。文宣帝命令把衣服拿上来，但是十几个人都拉不动。昙显又叫把衣服放在梁木上，又让道士们念咒，但仍无一应验。道士们相顾无赖，却仍辩称自己高强，说：“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诏我道家为外，外则大也”。昙显应声曰：“若然则天子处内，定小百官矣”。陆修静与其门人都缄口无言了。此时帝已明曲直。
当然，《集古今佛道论衡》作为佛教典籍，所陈述的过程倒底真实性如何，也是令人质疑的，但并不影响这场辩论的胜负。
3、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武帝集百官、道士、沙门、名儒2000余人，讨论释、老，皇帝御正殿，判定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
4、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辩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另说始定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居后的位次，但由于名僧僧昄、僧猛、静蔼、道积等人奋起抗争，而未能实现。次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高道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传佛门智炫力挫道方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不净尤甚。”。上述三次辩论在北周武帝组织的多次佛、道、儒三教辩论会中较具代表性，据传自卫元嵩上书“省寺减僧”以来，武帝未能即决，遂自天和至建德中，曾七次令争辩三教先后，一说为八次。武帝本只想罢斥佛教，但在辩论中道教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僧猛亲自诣阙，陈不可排佛者十八条，以非难道教；静蔼法师谒帝，亦论辩不屈，终被逐出宫中而自杀焉；宜州道积见其不纳谏言，与同志七人，相率饿死。
5、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帝于道坛见老子化胡像，大生怪异，集沙门道士共议，参加的道教一方为张宾（擅长面相和星占之术，盛言杨坚有代谢之征，因而被隋文帝杨坚重用。曾主持制定开皇历），佛教一方为彦琮，此次讨论具体情况史无记载，只说彦琮因此作有《辩教论》，以驳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说”。
6、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与佛教展开论辩，双方主要论辩人物为沙门慧净和道士余永通。余永通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诘问，慧答曰：“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据说余永通对此是无言以对。
7、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诏僧道入合璧宫论议，道教宗师李荣做为正方立论“道生万物”。佛教大师慧立以“若使道是有知则惟生于善，何故亦生于恶……”云云辩驳，据佛教典籍《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述，“荣亦杜口默然，于是赧然下座”，之后道士黄寿登场，“竖老子名义”，会隐法师接招抗论，黄寿“亦被挫锐，流汗失图”。
李荣道号任真子，绵州巴西人（今四川绵阳市），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慧立大师为大慈恩寺僧，曾与彦琮大师合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了玄奘西行取经事。
高宗在位时，经常召集僧道辩论，前后有七八次之多，基本上道士负多胜少，一说每次均败北。
8、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敕召沙门静泰（著有《众经目次》）、道方李荣在洛阳宫中就《老子化胡经》进行辩论，李荣败北，帝命其还梓州。李荣曾在与佛教的论战中“屡遭劲敌，仍参胜席”，不料败于静泰，“由是失厝，令还梓州。形色摧恧，声誉顿折。道士之望，唯指于荣，既其对论失言，举宗落采”。
9、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玄宗召释、道二教论议，沙门道氤与道士尹崇对辩，并下旨将论议编入藏，题曰《开元佛道论衡》。崇福寺僧智升撰《开元释教录》20卷，记载佛教的盛况，并言佛藏以5048卷为定数。李邕撰并书《麓山寺碑》，立于湖南长沙岳麓寺。
10、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四月庚辰，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命韦渠牟、徐岱等与沙门鉴虚、覃延、道士郗维素、葛参成讨论三教，开始互有矛盾，分歧争论较为明显，最终“同归于善”。
11、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敕开讲《南华经》，设内斋，命僧道议论，道士赐紫，沙门不得著。从结果看，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这次辩论是道方占上风。
12、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道士赵归真请与佛门辩论，乃令僧道会麟德殿，令佛门高僧知玄大师与道门相敌，题目是“神仙可学不可学”。武宗手付老子“理大国若烹小鲜”义，知玄却大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神仙之术乃山林匹夫之事，被武宗认为是“大忤旨”，命放还桑梓。而赵归真举罗浮山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武宗遣中使迎之。本次辩论在统治者的支持下，道方获胜，史上有名的“会昌灭佛”事件开始。
（于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等共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八月颁诏废佛，天下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宰相李德裕等上表称贺，於《贺废毁诸寺表》中指责佛教“耗蠹生灵，浸灭正税，国家大蠹，千有余年”）。
13、元宪宗五年（公元1255年），以李志常为首的全真道与以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论题仍是《老子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的真伪，道教败北，被烧毁“伪经”经版，退还佛寺37处。次年李志常辞世，将掌教位传于张志敬。
14、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发生了历史上空前的佛、道大辩论。参加辩论的高僧道众共有500余人，各出17人参加主辩。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道一方，在激烈的争辩中，又败北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其结果是道士樊士应等17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被勒令焚毁“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史》（蒋维乔著，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
《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集古今佛道论衡》（唐代京兆西明寺释道宣撰）
其他较小规模或究其性质尚不足为佛道大辩论的殿前辩论如下：
1、北周武帝自卫元嵩上书“省寺减僧”后组织的其他六次殿前辩论，主题为争辩三教先后；
2、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皇太子集宫臣及三教学士孔颖达、道士蔡晃、沙门慧净等于弘文殿论议。
3、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因祈雪。命慈恩寺沙门义褒、东明观道士张惠元等各二十七人入宫论议。
4、唐高宗组织的其他四、五次佛道小规模对辩。
5、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命沙门道士四百余人于大明宫谈论设斋。
6、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文宗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沙门义林、上清宫道士杨弘元入麟德殿内道场谈论三教。
7、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帝诞日，召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沙门知玄同道士于麟德殿讲论三教。
8、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帝诞日，召京城僧道入麟德殿讲论。
9、唐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诞日仍名两街僧道入内殿讲论。
10、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公元926年），诞日命僧録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
上述列举的是历次佛、道辩论情况，实际从两教的发展史来看，双方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下，共同走过了一个从互相排斥制抵到融合共存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佛教则由外邦传入中原。佛教的传入时间大约是在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在被接衲的同时也受到猜忌和制抵。佛教传入中原之初，为了使自己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获得立足之地，据传曾以道家思想来诠释佛教教义。大约在公元2世纪，就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着“老子化佛”说，说佛陀是老子的弟子。由于没人说的清老子西出函谷之后的去向，道教中的人就此大加发挥，说老子后来是去了天竺，度化释迦牟尼做了弟子，言下之意是佛经不过是《老子》的另一变种而已。当时佛教初传东土，势力弱小，为了发展，尽可能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一些佛教徒对此说未予置评。到了后来，佛教势力增强了，才开始否定这种流言，反过来说老子和孔子分别是佛教的菩萨，老子是道童菩萨，孔子是儒童菩萨。这也是佛道历史上的矛盾之一，也因此埋下了历时数个朝代的佛、道大辩论的种子。
东汉时牟融著《理惑论》一书（一说此书年代和作者不详），开始提出佛教高于道教之说。该书主要记述佛祖悟道成佛和传教的事迹，以及佛经的卷数及戒律、佛教关于生死观点等，并针对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种种议论和疑难，分别给以辩解。并提出了佛教高于儒、道的观点，称“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道教之于佛教，“比其类，犹王霸之与王帝，阳货之与仲尼；比其形，犹丘垤之与华恒，涓渎之与江海；比其文，犹虎郭之与羊皮，班宁之与绵绣也。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应该可以看作佛教向道教的挑战。
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已逐渐在中国扎下根，并开始有所发展，与道教的矛盾也日渐尖锐起来，许多道教宗师将佛教看做异端。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正浮作《老子化胡经》（记述老子入天竺变化为佛陀，教胡人为佛教之事），开了佛、道论争的先声。
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何承天出《报应问》，批评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儒、道和佛教之间的理论交锋开始展开。
到南朝齐时，顾欢作《夷夏论》，反对提倡佛教，他举出两条主要理由：一是认为道教在中国的出现比佛教早得多，二是认为佛教是西戎之法，道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宗教，提出“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质疑，引起佛道二教的大论争。南齐的道人又托张融之名作《三破论》，认为教是“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佛教徒对此进行反击，作《正诬论》、《清净法行经》针锋相对，认为孔、老都是佛祖的学生，佛教比道教更早，因此应以佛教为正统。而且，佛教为了获得统治者的支持，指责道教是“挟道作乱”，以“左道惑众”。例如释玄光以张角、张鲁、孙恩为例，斥为“凶逆”、“群妖”。刘勰称：“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循、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这一点，也被后来的佛门弟子作为攻击道教的重要证据。在北朝，佛、道斗争更为激烈，而且是在帝王的支持下，对佛教进行重大打击。北魏太武帝对佛教采取了严厉的废除措施。
到了北齐时，佛教又得到尊崇。548年，当高澄准备灭东魏时，便对道教加以限制，取消天师道坛。天保六年（555年），齐文宣帝高洋便灭道兴佛，强迫道士削发为僧。
到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在道士张宾和卫元嵩的鼓动下，又崇道轻佛，经过几次儒、道、佛论辩，下令设立通道观，选著名的道士、和尚120人到通道观学老庄和周易，名为通道观学士，其实就是要僧人学道。周武帝灭齐后，就下令将齐境内四万多所寺庙赐给王公，一切经、像皆烧焚毁之；寺院所有财物、簿录入官；寺院奴婢一律释放，将近300万的僧尼还俗为民。
到了隋代，佛教与道教之间发生过两次主要冲突，一次是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见老子化胡像，仍召集儒、释、道三家人物进行讨论，参加的道教徒为张宾，佛教徒为彦琮，此次讨论具体情况史无记载，只说彦琮因此作有《辩教论》，以驳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说”。另一次是大业四年（608年），杨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与佛教展开论辩，双方主要论辩人物为沙门慧净和道士余永通。余永通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诘问，慧答曰：“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据说余永通对此是无言而对。
至唐宋，儒、释、道已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三教一方面激烈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影响、融合。佛、道间的论争，是以儒者傅奕上书废佛引起的。开始是以傅奕为首的儒者与佛教徒法琳为首展开论辩，其后道士参加了进来。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证论》对佛教进行驳斥。法琳著《辩正论》予以回击。双方争辩的焦点在于：长生与无生、夷夏、释道先后、伦常等问题。其中尤以释、道先后问题的辩论最为激烈。由于涉及到唐王朝的三教政策，故太宗出面干预，下诏曰：“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到唐中宗、武则天时期，又开始重佛轻道，并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道士吴筠还在《思还淳赋》中，指出佛教在中国兴起后，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纲常关系，带来许多弊端，“噬儒吞道，抑帝掩王，夺真宰之柄，操元化之纲”。
中唐以后，佛、道之间的论争较之前先有了明显的缓和，但到唐武宗时又有了一次尖锐的斗争，发生的灭佛事件。这次事件固然与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和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共同排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佛教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已严重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
中唐以后佛、道融合的表现，一是道教学者大量吸收佛教某些思想，以充实发展道教理论。二是佛教对道教的汲取，以天台宗和密宗最为突出。两教开始走上了和平共存之路。
中唐以后佛教与道教融合还表现在三教讨论会上，双方在讨论会互相攻击的情况减少，往往是同归于善。
宋朝时，除徽宗一度抬高道教压制佛教外，大都注重掌握好佛、道二教的平衡。
在金、元时代，全真道汲取佛教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从教理、教义到戒律清规无一不透露出佛教的影响，创始人王重阳不但宣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劝人诵读《心经》，还提出“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的立教宗旨。佛教也在继续吸取道教思想精华，如万松行秀在《从容录》第二十三则《鲁祖面壁》中，引《道德经•谷神不死章》说“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李纯甫说“我祖老子，岂敢不学老庄，我先生为一僧，岂敢不学佛”。
元代，又发生过佛、道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以道教的失败而告终。但未能阻止二教的融合和相互汲取。
明清时期，佛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激烈论辩，相互融合进一步加强。明代四大高僧祩宏、真可、德清、智旭都强调三教一家，三教同源。明代道士中，更是以佛理来解释道教理论。张三丰在《玄要篇•打坐歌》中说：“初打坐，学参禅……仙是佛，佛是仙，一性圆明不二般。”在《虚无篇》中谓：“虚无者，老释同传之旨也。” 张宇初也说：“若释氏之特立独行，明心见性，抑亦出世之一助也。”在《道门十规》中说：“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虽科教之设防亦为性命之学而已。若夫修己利人，济幽度显，非明性命根基，曷得功行全备”。也是非常明确地表示了道教与佛教理论的融合。明末道士伍守阳著的《仙佛合宗》，已将道教内丹修炼的每个步骤都同佛教的修禅方法结合起来，以说明道教与佛教的一致。这种情形，直到清代一直如此。
清世祖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世祖谓：“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清世宗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雍正帝谓：“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
至此，佛道儒共生共存、共同发展、互相借鉴的局面已然定型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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