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还是小说

不惑

如果是历史, 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几百几千年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人都说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 可能几天前说的话都忘记了. 难道他有天眼通功能?

如果是小说, 为啥后人都当做历史来研究?

砂风

你不知道史官记录的东西里有一种叫“实录”么？

东华门生

如果是历史, 司马迁是怎么知道几百几千年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人都说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情.
就是我们自己 ...
不惑 发表于 2011-1-14 13:30

古代有记事、记言的史官

东华门生

记言的为左史，记事的右史。

独乐乐

司马迁与道家比较亲近，

砂风

那是因为汉武帝之前黄老之学才是主流，汉武帝正好是分界点。

专气致柔

回复 3# 东华门生
请教东华君：
1，司马迁及之前应是竹简，怎样真正做到记言？记事能详到史记中描述的程度？
2，考古有无应证司马迁言之出处的发现？
未读<史记>之前，都从课本或其他途径获得的认识，以为是真正的历史著作。而真正读过的人似乎都会产生类似的疑问。
东华君善思，善证，故有此一问。
惟为君添累，至为不安。
颂春禧！

大天使

记事一种，不要太在意。。。。。。。

兴野

所以我一直不懂,到底<史记>是什么存在,没懂过

东华门生

回复  东华门生
请教东华君：
1，司马迁及之前应是竹简，怎样真正做到记言？记事能详到史记中描述的程度 ...
专气致柔 发表于 2011-2-6 09:55

竹简是一种媒介，也可以记言啊，
总体上中国人重视历史，不过秦朝以前的历史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多已失传，司马迁记载详细的还是春秋战国有师徒传授记载的事迹。
在西方文学概念传入以前，中国人没有虚构性文学的概念，更不用说汉代。

飘风骤雨

回复 11# 东华门生

历史永远是别人选择要你看到的的历史，真相永远是政客们要掩盖的。“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的书就是号称史书的《书经》。

东华门生

回复  东华门生

历史永远是别人选择要你看到的的历史，真相永远是政客们要掩盖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
飘风骤雨 发表于 2011-2-9 14:33

中国的史官传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冒生命危险秉笔直书，唐朝以前帝王不能观当代史，
而且周代以来帝王的恶谥也很多，帝王通过伪造历史掩盖真相，恐怕是全世界最少的。

东华门生

尚书记载周武王推翻纣王的时候杀人甚多，孟子不相信，说什么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我们要承认尚书中的记载要比孔孟美化的文武客观的多。

阳光大道

历史是人写的。史记里面还记录了一些两个人的私密对话。难道老马在身边听不成？一些判断都是合理的推断，除了官方的记载，还有一些民间文人的诗歌记载还有散文什么的，再还有一些碑文什么的。要考究一个历史事件要花很多功夫的。。

有所求

中国史官的传承是很悠久的。司马迁自谓“太史公”这个“太史”和“太医”等一样，本来是和“太傅”、“太尉”这类并称的，指某类职业的至高荣誉。

    本来想自己写些内容的，后来怕麻烦，贴段网上的文字吧：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国古代权力制约史事谈之三十六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也是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进一步引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了一种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齐太史的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我们今天看这则故事，仍然不免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视死如归，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史书上的真话，以及伟大的直书实录的史学传统！

“董狐笔”的故事是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这个故事记载于《左传·宣公二年》。董狐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传统，自古以来，是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样。

这种直书实录的传统，不但保证了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记载史事的大量历史著作，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国君、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坏事被记载于史册，从而遗臭于后世，从而也就产生了某种制约力量。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为了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一个制度。《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