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作为一种思辩方式的起源

有无不住

清谈是在一定的思辩方式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人物品评¾清议，汤用彤先生和杨勇先生皆持此说。杨师在《清谈对于佛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东汉之际盛行清议，尤以太学为甚，后遭两次党锢之祸，出于忧生的原因，则由具体的品核公卿，转而为抽象玄理之研讨。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早有阐述，他说：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不同。……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子烨案：见《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可是“不为危言覈论”（ 子烨案：见《后汉书》本传），而“周旋清谈闾阎”（子烨案：见《抱朴子》外篇《正郭》）。即不具体评议中朝（子烨案：疑当作“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这里，然而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据此，东汉末年的大名士郭泰乃是清谈之风的发起者。而唐异明先生以为清谈的远源乃是汉代经学，其近源则是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见《魏晋清谈》第四章《清谈的酝酿与成形》第一节《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并参见余英时先生《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士与中国文化》，页287~400），此说独具慧眼，言而有征。如果从清谈的“纯学术”的特质方面着眼，显然他的这一观点更符合清谈的历史实际。

当然，上述诸家从不同角度立论，各有胜义，我们不可偏执一说。清谈作为一种绵亘中古的学术思辩活动，其文化渊源是多方面的，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与分合演化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对《世说新语》给予足够的关注，无疑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前面我们提到，陈寅恪先生称《世说新语》为“一部清谈之全集”。案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三年（436）立玄学馆，由此至陈代末年，玄学、清谈虽然渐入“土泥”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及魏晋，但还是有所发展的；另外，《世说新语》一书是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及门人“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宋·高似孙《纬略》卷二）编纂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只能是“选集”，而非“全集”，况且清谈仅仅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非其内容的全部。不过，魏晋时代的清谈事、语，除《世说新语》外，其它典籍的有关记载今日所见已经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这部清谈“选集”，是可以当作“全集”来读的。《世说新语》全书凡三十六门，编纂者将东汉名士冠于全书之首，或许这在客观上向我们暗示了清谈与清议的关系。  

（二）清谈的分期  

以往研究者对于清谈的分期，主要是针对魏晋清谈进行的，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为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前期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这并不足以概括中古清谈之全貌，至于重视魏末西晋之清谈，而忽略东晋乃至南北朝之清谈，亦有不妥。缪钺先生在《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中对魏晋清谈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期，他说：  

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稿》，页34）  

缪先生的分期方法主要根据《世说新语·文学》九四刘孝标注（见本书页31）。此条注文位于正文中“袁伯彦作《名士传》成”一语之下，显然是对袁宏观点的转述。缪先生据此说“东晋人认为渡江以前清谈名士应分为三期”，再加上东晋之清谈人物，遂成魏晋清谈四期之说。这样的分期是符合魏晋清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