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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理论从中唐以后,与儒学和道学与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步入宋代以后,形成了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主流。佛教界人士高唱三教合一,认为儒学、道学和佛学三家之间都是相通的,目的是一样的,境界也是相同的。指出三教皆以无我之体,利生之用为特点,但在用处上则又有明显地不同。孔子教人经世治国,要人做尧舜,只化止中国;老子思复太古,遵轩黄为祖;佛教则恩被三千世界,至广至大,无所拣择。但是后人不知此三教的同处,却执于一教,如能破除我执,就能成为一家。又强调孔老即佛,佛与仙、圣名异实同,出于一源,不分高低先后。“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世人若到了心迹两忘的境界时,则就达到“万派朝宗,百川一味”了。所以“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只有知道了这一点,才谈得上学问。
以佛教界看法,三教合一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因为佛教主张万法唯心,明心见性,不假外求,反求诸身,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内圣是转化心性的功夫;道教主张“性命双修”,所谓性即心性。因此从本体的层面来就,三教之间的旨趣是相近的。“儒教教之以穷理尽性,释教教之以明心见性,道教教之以修真炼性。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是各人胸中处有三教浑然,切不可向外骑牛觅牛去也。”三教之间,以一心为基础,“要在一心”,而一心又以修心为最,是故有了一心之门,天地万物旨与我一体,因此一心是三教之精义也。佛教是三乘止观和天乘止观,深浅不同,孔子是人乘止观,老子是人天止观。“然虽三教止观,深浅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全先破我执为第一步功夫。”三教之间的关系是:“儒,吾履也;道,吾冠也;释,吾衣也。”儒者的天命,即凡圣共有之妙性,众人与圣贤皆同一此性。“若能依道修习,忘情合性,则众人亦可以至于圣贤也。”故“四书五经中,无一句一字,不是佛法中的第一义谛也。”,但四书五经却早于佛经。
三教之间最显著的相同处还在于伦理道德功能的发挥。由于儒释道三教都讲为善去恶,讲积德行善,因此佛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契嵩和尚就曾经“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附,宣称佛教讲孝,收拾人心。但是佛教强调自己首先还是入世的,是在入世之后才出世的,即没有入世,就谈不上出世,所以说到底佛教还是世间的学说,这样就把入世和出世统一起来了。但人们通常把佛教看作是出世间的学说,儒道二家是入世的学说。佛教强调,“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由是说明了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三教一家,同佐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但从五乘次序观来看,孔子是人乘之圣,老子是天乘之圣,佛教是超凡之圣。
佛教的传统哲学如华严哲学、天台哲学和禅宗哲学仍然受到了佛教界人士的重视,也被儒道二家人士大量引用和研究。但是一些佛教僧人在谈论三教合一的思想时,很多人除了承认三教合一的趋势之外,又对三教又作出分判,有意识地将佛教与儒道二教分别开来,将佛教突出出来。他们认为儒教是人乘,道教是天乘,佛教是人天之乘。或者说儒教是人教,道教是天教,佛教是通教。事实上,道教、佛教都是通教。佛教徒说孔子设仁义礼智教化百姓,定名分,正上下,没有离开分别认识的判断。老子比孔子进一步,以绝情弃智,忘形去欲,以无为为宗极,其上乘的天仙道打破了生死之窠臼。佛教的唯识一心观,勘破了生死,是大圆满法。因此老庄的学说,佛教也可以证明,其学说和最高境界,与佛家的唯心识观殊途同归。在修行上,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儒家之说,似为顿悟,道教之学拟为渐修。所以“今约三圣立教本意,直谓可同;以无非为实施权故也,约三教施设门庭,直谓异可也。”
从学说的特点而言,佛教是内学,儒家是外学,道教是内学和外学兼修的解决性命之学。外学虽谈性命未及乎唯心,谈报应,未及乎三世,因此儒家是外教,治于身;域外佛教之学是内教,治于心,所以内教高于外教。道教的内、外兼修之学融会贯通,既有入世,又有出世,解决了人生之根本。这种立场随着时间越往后越明显,以致于到清代时,雍正皇帝亲自下断语:“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与此相似的说法还有无尽居士《护法论》曰:“儒疗血脉,佛疗骨髓,道疗根本。”
对自宋代以来的一些儒者指责佛教,佛教徒一方面强调儒家汲取佛教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又用佛教的理论来驳斥儒者对佛教的攻击。如对古代一直有人误解佛教不讲孝,因为出家人不奉伺父母,断绝六亲;又剃发毁肤,违反了儒家所说身之所授之父母,不得毁伤的传统古训。佛教解释说,佛教也是讲孝的,而且“皆以孝顺为宗”。不过佛家讲孝,是以戒为名,而且佛教的“出世间孝”中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供佛做佛事,只是小孝;了脱生死,只是中孝;解脱众生,才是大孝,所以佛教的孝道是无上大道。以此证明佛教的孝最高。
这一时期的佛教哲学还表现在佛教界内部的融和思潮,具体地说就是禅净合流,宗教合一。“宗”意谓“宗通”,特指禅宗;“教”为言教,即所谓“教说”,特指教下诸宗。“融通宗教”在佛教界内部非常流行。宋代张商英曾听圆悟克勤讲华严教义和禅宗机语后说:“夫圆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达者心悦而诚服,非宗说俱通,安能尔耶。”克勤也曾自许说:“老汉生平,久历从席,遍通知识,好穷究诸宗派,虽不十分洞贯,然十得八九。”可见他的思想和修学已达到了融通宗说的境地。正是基于这样的修学和思想修养,克勤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宗门第一书”《碧岩录》。憨山认为“古今开辟,本末贯通,借曰千途异唱,会归同致矣。”他对禅净双修有独特见解,说:“所云坐禅,而禅亦不属坐。若以坐为禅,则行住四仪又是何事?殊不知禅乃心之异名,若了心体寂灭,本自不动,又何行住之可拘?苟不达自心,虽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则非大定。所谓‘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又何出入之有?”他劝人念佛说:“今所念之佛,即自性弥陀;所求净土,即唯心极乐。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弥陀出现,步步极乐家乡,又何必远企于十万亿国之外,别有净土可归耶!” 无异元来说:“宗乃教之纲,教乃宗之目,举一纲则众目张。”正确的理解应是有宗有教,得到了宗,则对佛教的一言一字都作了最好的理解,所以诸教中有宗旨。如果不知宗旨,只拘泥于文字,则宗就是教,并没有真正掌握佛法。教有千差万别,但宗旨却一,教的特点是博通文义,宗则是直下真参,“博通非一日之功,真参无顷刻之间。非一日之功,寻其流也。无顷刻之间,得其源也。”寻流得源不在教,则在人也。所以宗与教既一而二,也二而一,真参固然是第一义,但教中也有具载,不可偏废,而且得教之后,才能得到纲领。禅与净土的关系也是不二的,“禅净无二,而机自二。”止观法门摄收包括三藏在内的全部佛教,而全部佛教中又可以概括为止观二字,“若人精修止观,可谓寻流而得其源也。”明本在提倡“看话禅”的同时,还极力倡导“四宗一旨”。“四宗”就是密宗、禅宗、律宗和包括天台、华严和唯识三宗的教门。“一旨”就是说这四宗都是“一佛之旨”,弘扬的都是“佛心”。他说:“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济之心也,教宗乃阐一佛大智开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庄严之心也,禅宗乃传一佛大觉圆满之心也。”既然四宗都是一佛之心,所以它们都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下优劣之分。他还用一年四季比喻四宗互不可缺,说:“夫四宗共传一佛之旨,不可缺也。然佛以一音演说法。教中谓惟一佛乘,无二无三,安容有四宗之别耶?谓各擅专门之别,非别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岁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别也。其所不能别者,一岁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贤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单传之宗冬也。”对以往不重经教重修行的思想,佛教界人士也作了修正,认为“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别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日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正心正法眼藏相应于一念间。”即以三学摄归一念,以念佛总摄如来一代时教。蕅益曾说“究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参禅,达此现前一念心性名为止观,思维忆持现前一念名为念佛。”由此可见,融合诸宗的思想特点是合三归一,即合禅教律归于净土一门。他的这种思想实际就包含着禅教一致,禅净一致的内涵。认为禅教不可分裂,关键在于根机。禅净之间“应机不同而功用无别。”对教门分宗的关系,元贤指出,如禅宗“门风之别,所宗有五,其实皆一道也。”“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后世分之为三,乃其智力弗能兼也。以此建立释迦法门,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合之则俱成,离之则并伤。……三宗之中,难莫难于禅,教次之,律又次之。”等等。
总之,佛教界在宋元明清以后,在思想上对外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坚持走三教合一的主流道路,但是同时也在注意自己的地位,坚持佛教本位和主体性,对内则全面走向融合诸宗的道路,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发展自己的思想的真实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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