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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时,中国混乱了八十多年,这八十多年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乱。而且都是边疆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当时古代都称为胡人。胡人当皇帝在当时来说: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时有一个汉人名叫冯道,他活了七十三岁才死,在古代已是长寿老翁了。五代那样乱的时候,五次亡国,他每一次都是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位置,最后还封王。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他历仕五朝(唐、晋、汉、周、辽)、仕十君、三入中书、相六帝二十多年。后来到了宋朝,欧阳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谓冯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读历史都知道冯道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最混蛋的。
南怀瑾先生读了这段历史以后,由人生的经验,再加以体会,觉得这个人太奇怪。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南先生认为:第一点,可以想见此人,至少不是贪官污吏,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
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非常现实的,政治圈中的是非纷争也总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他。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可太不简单。而且最后活到那么大年纪,自称“长乐老人”,牛真吹大了。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吹牛,其中一个是当皇帝的——清朝的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几年皇帝,活到八十几岁死,样样都好,所以自称人生已经十全了。做人臣的只有冯道,自称“长乐老人”,这个老人真不简单。后来儒家骂他丧尽气节,站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软骨头。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上、社会上,不管是上至皇帝,下至挑夫,凡是被人攻击的,归纳起来,不外两件事情:一个是男女之间;一个是钱财。冯道这个人大概这两种毛病都没有。他本身非常正,冰清玉洁,没有嗜好,真的是学佛的。乃至他的儿子买了一条活鱼,他一看到,把儿子叫过来,就把活鱼放生了。
他的文字著作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他的文学好不好不知道。后来慢慢找,在别的地方找到他几首诗,其中有几首很好的,像:
天道
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
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北使还京作
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
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
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像他“偶作”中的最后两句,就是说自己只要心地好,站得正,思想行为光明磊落,那么“狼虎丛中也立身”,就是在一群野兽当中,也可以屹然而立,不怕被野兽吃掉。从这里看,觉得冯道这个人,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尽管许多人如欧阳修等,批评他谁当皇帝来找他,他都出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人有他的了不起处。
由他的著作上看起来,他当时的观念是:向谁去尽忠?这些家伙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各个当会儿皇帝,要向他们去尽忠?那才不干哩!我是中国人啊!所以他说“狼虎丛中也立身”,他并没有把五代时的那些皇帝当皇帝,他对那些皇帝们视如虎狼。他自己认为他是站在狼虎丛中,这是冯道他那真正的甘愿下地狱的精神。
冯道当宰相时,有一位青年才子,在他手里考取,考取了来见老师,冯道衣冠穿得很整齐地出来见这位学生。冯道坐在那里,把腿那么翘起,大概地问了一下,结果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了,因为冯道话也很少。这位学生就没有话谈找话谈,他因为刚才低头跪下来行礼,看到老师脚上穿的鞋子同白己刚刚买的新鞋子一样,就问:“老师啊,你这双皮鞋,”手一指脚上,“多少钱买来的?”冯道说:“五百。”“糟糕,我上当了!我的买成一千啦。现在商人好没有信用,好可恶。”冯道把腿一换,另一只腿又抬上来,说:“这一只也五百。”你看这个教育之妙,这位青年才子,怀抱救国之志,你认为自己有本领有学问,性情那么急躁,脾气那么坏,没有定力,没有耐心,你何以处世啊!就这双鞋子上,冯道就很轻微地教育了他。当然还对这位青年说:“天下事,不要那么急,问话要弄清楚,做事也要弄清楚。”
再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在五代这八十年大乱中,他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能够包涵敌人,也能够感化敌人。为了顾全大局,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
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伴君如伴虎”,冯道能事五朝十帝成为“不倒翁”真是奇人也!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唐、晋、汉、周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其实,冯道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应召行为虽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算卖国求荣了。
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都对冯道评为:没有节气的人,丢尽文人的脸,可谓无廉耻者矣。
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冯道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所以后来苏东坡同王安石都赞叹冯道,苏东坡讲冯道:“菩萨,再来人也。”王安石讲冯道:“佛位中人”,说他是活佛。
都是宋朝的三个人,欧阳修那么骂他,苏东坡和王安石却赞叹他!
因而,南怀瑾先生说:“他一辈子做了三次辩护人:一次替孔子,就是讲《论语别裁》;还有一次替关公,在关公的传记上写了一篇文章;一次替冯道,为冯道翻案,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历史上很多人的冤枉带到棺材里头的。
客观地说,冯道也有许多缺陷和失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奸臣,而是瑕不掩瑜的政治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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