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作为一种思辩方式的起源

有无不住

清谈是在一定的思辩方式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人物品评¾清议，汤用彤先生和杨勇先生皆持此说。杨师在《清谈对于佛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东汉之际盛行清议，尤以太学为甚，后遭两次党锢之祸，出于忧生的原因，则由具体的品核公卿，转而为抽象玄理之研讨。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早有阐述，他说：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不同。……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子烨案：见《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可是“不为危言覈论”（ 子烨案：见《后汉书》本传），而“周旋清谈闾阎”（子烨案：见《抱朴子》外篇《正郭》）。即不具体评议中朝（子烨案：疑当作“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这里，然而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据此，东汉末年的大名士郭泰乃是清谈之风的发起者。而唐异明先生以为清谈的远源乃是汉代经学，其近源则是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见《魏晋清谈》第四章《清谈的酝酿与成形》第一节《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并参见余英时先生《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士与中国文化》，页287~400），此说独具慧眼，言而有征。如果从清谈的“纯学术”的特质方面着眼，显然他的这一观点更符合清谈的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