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解读——现实儒学提要之为何要解

徐治道

儒家经典解读——现实儒学提要之为何要解
儒家经典，这里泛指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经籍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态化结晶体”。通过解释经典来发挥、创造、呈现思想，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儒家经典及其解释系统，以正统官学的运作方式，统治中国王朝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儒家经典及其解释系统的形成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塑造过程。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不仅通过“物态化结晶体”的儒家经典而呈现出来，更根本的是通过内化为中国老百姓身心结构倾向系统的中国文化惯习而实现开来。这种中国文化惯习，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反思性，不同于西方宗教的来世性，它最本质的特性为“现实感”（用“实用（实践）理性”来概括它，还不够精准，仍有舶来气息）。老百姓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直觉的、混沌的、模糊的领悟与把握，是他们通过长期生活沉浸于现实世界之中而对他们所处现实世界获得的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的领悟与把握，这种领悟与把握是关系性的、参与性的、生成性的、开放性的领悟与把握，这种领悟与把握即现实感，它是人们言说与活动的依据。这种现实感，在孔子集大成的原生儒学里有很好的体现。后起诸子百家，据其所需，片面解释发展了原生儒学的某些方面。立足中国当下现实之所需建构儒学，用当下中国百姓日用生活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建构儒学，通过揭示梳理中国文化惯习与重要儒家经典之现实感而建构儒学，是为现实儒学。
解读儒家经典，建构现实儒学，是自觉传承中国正统文化的需要。儒家经典及其解释活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那么，中国文化， 进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究竟由哪几个层面所构成。一个完备的国家文化，由三重层面所构成：一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它是一种法规式的文化，具有强力推行的特征，这种文化简称为官方文化，它以法规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二是作为致学者探索争鸣的文化，它是一种文本式的文化，具有自由多元的特征， 这种文化简称为学术文化，它以文章著作的形式呈现出来；三是作为老百姓身心情智结构倾向性系统的文化，它是一种身心式的文化，具有自然生成的特征，这种文化简称为百姓文化，它以老百姓生活言行的形式呈现出来。官方文化、学术文化、百姓文化，这三重文化相互影响、互相作用，交织于一齐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整体。百姓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基，它呈现着一个国家文化的历史承继性与现实规定性；学术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希望，它呈现着一个国家文化的现实丰富性与未来可能性；官方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表征，它呈现着一个国家文化的系统整合性与对外标志性。现代中国文化，在官方文化层面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为基本特征，在学术文化层面以中马、西学、儒学三者为主的分立与互动为基本特征，在百姓文化层面以中国传统的自然延续与成长为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儒学，对于儒学的本真精神，中国百姓不仅“日用而不知”，还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语言文字的流变，而与儒家经典的距离越来越远。儒学与中马、西学相比还处于弱势地位、还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不仅如此，当下儒学还处在自我分裂与争斗吵闹的状态，还处在学院派的理论考证与繁琐建构为主的发展状态。因此，解读儒家经典，建构立足现实、面向群众的简明通俗的现实儒学，是自觉传承中国正统文化的紧迫需要。这种需要的实现，不是靠哪一个个人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儒者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实现。
解读儒家经典，建构现实儒学，是为现代中国正名的需要。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给现代中国掩上了一层迷雾，以致：世界文明冲突论者将现代中国的文明形态视为问号，中国正统文化坚守论者认为现代中国文化歧出危机仍在持续中，更有甚者以为现代中国是西方学说的试验场。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输入现代化的观点，仿佛已成了普遍的共识。其实，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误解，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将官方文化、学术文化、百姓文化集于一体的国家文化偏狭地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官方文化，而官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又具有不可否认的舶来色彩；二是普遍以为作为中国正统文化的儒学开不出科学与理性的发展线路，这又缘于承续孔孟的后起诸家对原生儒学的片面发展。由于后起诸家对原生儒学的片面发展，使人们普遍以为儒学的核心是强调伦理道德的实践和修养， 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与“仁政”。这种片面发展的关键在对“德”作了偏狭理解。“德”在原生儒学那里，不仅仅是“伦理道德”“品德”“德性”之德，它包涵三个层面的内容：“知”、“仁”、“勇”。（据《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主要对应天人之际，即要求人们认识遵循外在规则；仁，主要对应人人之际，即要求人们爱己而爱人；勇，主要对应家（国、天下）人之际，即要求人们勇于承担对家国天下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是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因之，原生儒学的整体框架基础是：人们通过接触现实世界的活动来领悟把握人化世界（天、人、家、国、天下，自然、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格物）[外在客观规则]，形成知识并内化为（通过“学”、“思”、“习”）人们身心意智结构的认知（致知）[化外在客观规则为内在理性认知]，真诚遵循外在客观规则的意念（诚意）[化内在理性认知为内在意念自觉]，端正诚守规则意念的心态（正心）[化内在意念自觉为内在心理（情感）诉求]，在总体上修养提高人自身的综合素质（修身）[内在理性认知、内在意念自觉、内在心理诉求综合通过人体成为“身”]，从而通过实际行动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可见，原生儒学（在古代，学科没有明显区分；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学科间的划分才逐步清晰并不断繁杂起来；到现代，学科间的互动与融合又日益加强起来，边缘性学科、杂合性学科、综合性学科纷至沓来。）不仅具有开出理性与科学发展线路的可能性，而且具有开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线路的可能性。前者因为后起诸家主要（不是全部）从伦理道德的维度不断将儒学发展到一种新的“极致”（用“新的高度”可能更合适些，但却不能包涵遮蔽了其它发展可能性的意识）（还因为：中国古代至近代社会生产方式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生产工艺与技术没有得以充分的社会化的发展与持续进步），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它发展线路崛起兴盛的可能性。后者，也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学理感同的根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以中国化的形式入主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落地生根，关键在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契合性。不是马克思主义异质化了中国文化传统，而是中国人以与生俱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性，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集中体现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在现实层面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这种实践进程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但不是中国要屈从于这面旗帜，不是中国的革命与发展实践要适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更不要说是马恩列斯的著作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要适应中国的客观现实与发展需要，而是这面旗帜要服务于中国的现实需要。现代中国，是自主发展而来的中国，是正在自主发展的中国，更是必将自觉自主发展的中国。
解读儒家经典，建构现实儒学，是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需要。儒学，蕴涵式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性、一般性主题，提出了现实而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并给出了实现这一社会生活理想的根本性解决之道。孔子主张复礼，儒学崇德尚礼，是历来的普遍共识。对“礼”的厘定，也成为评判孔子与儒学的关键。将“礼”视为周朝末期氏族贵族之“礼”，必然导致对孔儒以批判为主的致思进路；将“礼”视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之“礼”，必然导致儒学要适应当下世界就要进行根本性现代转型的观点与探求。实际上，这是对礼的偏解。礼是什么？《礼记》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可见：礼，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关系性规范（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是人的社会性对自然性的超越（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是人的创造（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与必需（人有礼则安，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有学者考证，礼源自原始人群对食物的分享，尤其是食物不充足时人们分享食物的秩序。由此可见：儒家所主张的礼，在其根源性与普遍性上，是：具体历史境域中的现实人群有效可用资源不能充分满足人群需要时，有效可用资源的分享实现规则。而这种现实社会有效可用资源（有效可用资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人群中有不同表现：如食物资源、文化资源、权利资源、信仰资源、自然环境资源等等）不能充分满足人们需要与人各有所需且要求满足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解决实现规则的形成塑造与运行变化，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性、一般性主题。原生儒学不仅蕴涵式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性、一般性主题，还依托中国原始氏族晚期社会生活图景，提出了现实而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中国原始氏族晚期社会一方面留存着被马恩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因素，一方面又产生了人们分殊共生的社会架构雏形。原儒所依托的中国原始氏族晚期社会生活图景的特殊性，成就了原儒魅力的恒久性。孔儒与马恩相类似，都提出了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这也是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的一个理想感同的基础），但又有不同：马恩立足于其时代现实，“向前看”地依据逻辑推理并加以“科学”化，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生活理想；孔儒立足于其时代现实，“向后看”地依据历史经验并加以“至善”化，提出了现实而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这一社会生活理想，一曰：“大有”，即主张发展生产（当时主要是农业生产，当然还有“百工”、“商贾”等），以满足人们物质之所需；二曰：“大同”，即在认肯人们客观差异的基础上，主张“天下为公”从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主张超越人的自然性（主要是血亲关系）“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主张人尽其需“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三曰：“小康”，主张“谨礼”“著义”“考信”“刑仁”“有常”，“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四曰：“至善”，就天人之际而言，主张人们在遵循客观规则的基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应乎天而时行”）上“利其器”“善其事”利用改造自然创生财用（“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生财有大道”、“制民之产”、“来百工财用足”、“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等）；就人人之际而言，主张仁爱、“克己复礼”、“爱己爱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就家（国、天下）人之际而言，既要求人们要“至善”－“知其所止”、“素位而行”、“陈力就列”，又主张社会要“至善”－“公”、“均”、“安”，“内圣（可、定）外王”、“选贤与能”、“有教无类”，使人们“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儒学，不仅提出了现实而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还给出了实现这一社会生活理想的根本性解决之道。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似，在实现社会生活理想根本性解决之道上都具有可操作性（这也是中国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的一个道路可行的感同基础），但又有重大不同：马恩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砸烂旧世界建设新社会，儒学主张通过“修身”“笃行”即人们通过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并以实际行动担负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义务、从而也实现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在中国近现代之交，马恩的主张更适应当时中国的国情与解放发展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逐步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断中国化的主要根源），从长远来看，人的综合素质与现实行动才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之所在（马恩也主张人的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故而，解读儒家经典，阐释儒学的现实性特质，展露儒学的本真精神，将儒学内蕴的社会发展恒久性、一般性主题与现实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及其实现理想的根本性解决之道，梳理建构为简明通俗、面向百姓的现实儒学理论体系，是未来中国更自觉自主健康发展的需要。

采真子

    依在下看来，儒家经典的诠释，应该从两个层面去展开，一个是内圣面；一个是外王面。虽然这是道家庄子所提出之概念范畴，但与先生所提出的“百姓文化”和“官方文化”恰好相契合。
    在孔子时代，无疑是儒学最为圆融的阶段，孔子人格乃是圣人和素王的完美结合，而到了汉代，确独偏向于政治层面，而将儒学发展成了一种官方文化。经过五胡乱华的黑暗时代，到了宋代，虽然国家体制一任其旧，但是在学术文化的发展上，又偏向了另一面，即内圣面。
    儒学文化特征的这种转变，在结合时代的现实融入了许多新的内涵。为现代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在现代儒学发展史上，有三个人最值得一提，那就是马一浮，唐君毅，和牟宗三。前者马一浮老先生被周总理喻为当代理学家，他对儒家传统的诠释最为全面，从深层次掘发了仁义理智的内涵，而唐君毅和牟宗三又分别从情和智的层面去寻求儒家精义的现代转化。不管他们的影响和成就如何，他们的总是我们这一辈后学的楷模。
    诚如先生所言，学术的发展，必须以现实为依据，任何削足适履的做法都是一厢情愿，其结果是不得善终的。我们虽然向慕儒者之人生理想，但是现代中国的现实决定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原因，本人也有一些看法，只是时间不允许，暂且放下，留待以后专文详述。

-=-=-=- 以下内容由 采真子 在 2006年07月21日 09:47am 时添加 -=-=-=-
本人酷好儒家之道，附《采真子语录》中关于解读经典之话语数段于下，就教于先生：
   采真子曰：
   “学之为言，效也。效他人之所有以补己之所无，是谓之学。学者，所以知之也。善学者，其知有二：一得情性之正；一得智识之明。情性之正者，仁也；智识之明者，知也。仁知也者，据人心之两端，夫子并称而喻诸山水者也。”
   “人之生也，与禽兽无异。弃于狼穴则垂舌而嗥，委诸羊圈则食草而鸣。怀于襁褓则免于腥臊而衣冠文辞于世矣。故长于小人则义利不辨，近乎君子则事事为公。是故善学者，诵《诗》执礼以养其情性，演《易》观《书》而开其智识，然后得其情性之正，智识之明也。四者皆圣人之道也，而天下人鲜能及之。故学，始于读经。”
   “学而欲其得，得而有所恃，有所恃则心安而行之无碍矣。”
   “学之道，在知与行，在养与戒。”
   “情性智识者，非独立不摄也。仁知交相养也。非知则仁虽居而心难明；非仁则智虽达而难及善。非智识之极明，不能得情性之至正。《孟子》所谓‘集义生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