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神佛难分之原由

关捩子

台湾历史上，造成神佛难分之原由主要有五个贡献者：
1. 郑家王朝 2. 移民 3. 官员 4. 神职人员 5. 日本政府
(一) 郑家王朝：

罗教系统的教派，由于在中国基层人民传播很广，组织严密，受到朝廷的忌惮与压制。这些教派往往转为地下传播，秘密结社甚至转为帮会。郑成功抗清的背景与天地会有十分密切的关连，与许多秘密帮会只要同以抗清为目标，多互通声息与串联合作。
因此，有别于清廷的严加禁止，郑家王朝对于罗教系统的宗教传播採取宽鬆的政策，信众们随着郑氏来台，罗教的神佛融合教义，慢慢地融入并影响台湾人民的生活。

(二) 移民：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看，汉人的民俗信仰就是以道教为基底，其中天公城隍与土地公等等，就是最普遍的民间信仰对象，早已深植人心。

自郑家经营台湾时期开始，大量汉人移民来自沿海各省，特别是福建。闽地多山，原住民多行巫术，算是道佛二教传教的边陲地带，历史上闽地的风俗，就有特别好祀鬼神的习惯，各类的神庙很多。只要「相信」对方能够有所保佑，各路的神灵不论出身与背景，都可以供奉。

这裡面从二教的神灵 (观音菩萨，玉皇大帝)、高道高僧 (纯阳真人，清水祖师，普庵祖师，惭愧祖师)，乡里的贤达 (保生大帝) 或是功国的神灵 (开漳圣王，开闽圣王) 等等，都可以作为保护移民的信仰对象。

汉人的移民大多来自闽地的漳泉二州，面对坚苦的环境，从渡海到开垦，处处都是危机。为了集群力开垦合作，建立聚落与大型公共设施 (比如水利灌溉系统)，同乡的移民们带来了自己家乡的信仰，作为凝聚力量的重要依据与信心。

为了祈求渡海的平安，移民们信奉妈祖与玄天上帝 (北极星化身)。为了能脱离新垦地的瘴厉之苦，移民们信仰能够去除瘟疫的王爷们。

当工商业渐渐发达后，关帝的信义精神成为商家或帮会的信仰，加之鸾堂兴盛，恩主公信仰对于关帝信仰的普及更是推波助澜。

这种有保佑就拜的民俗习惯，将道佛二教的神灵与贤者民俗化，而非作经典教义上的探讨与分辨，许多信众是「逐灵验而信」，常有兼拜多神的习惯，甚至一庙寺多祀数神，间接造就了宗教溷血的状况。

(三) 官员：

官员如果没有在经典教义上多所涉猎，自然大多也搞不清楚状况。别说明清时代的官员，当今的许多官员可能也不太清楚纯佛教与纯道教是怎麽回事。

许多官员在主导庙寺的建立时，有权力安排奉祀的神祇与延选主持的僧道。常常盖一个城隍庙或天后宫，后殿就安排陪祀个观音菩萨。或是建了个佛寺，旁殿也安排个土地公坐坐，反正这些神明都有大慈悲心，救苦救难，彼此也不会计较门户之见。

这些庙寺每逢神明们寿诞，亦照样办法会不论佛道之分。

另外，清代官员们多半从闽地延请神职人员来台办理庙寺事务，然而清室尊佛抑道，佛兴道衰，僧人多而道人少。

台湾的官员往往聘任僧侣来当道庙的住持，管理庙务，以天后宫与关帝庙最常见。这也影响到近代庙众管理委员会自理庙务的习惯，比如北港朝天宫就以出家师父主持庙务，甚至请和尚 (妙传法师) 撰写天上圣母经作为唸诵之用。

(四) 神职人员：

在清朝的时候，台湾的神职人员往往来自福建这个二教的边陲地带，许多佛教僧侣不一定受严格的戒律要求，也不见得非常仔细的深研经典，他们把宗教当作是煳口的工具更甚于自身的修行，本身对于纯粹的二教教义不见得有非常清楚的分别与分辨，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他们为信众完成宗教法事，科仪经忏等等。因此自然不会特别要求信众去分辨其中的差异。

以道教来说，福建一地的道教信仰以支派闾山派为大宗，此派有很浓厚的地方巫教色彩，结合了道教南系的正一派，佛教的禅宗思想，甚至部份密教的修法与咒语，本身就是一个溷血浓厚的道教支派。

闾山派主要分二派，红头道士奉三奶夫人为主神，多作生者法事。黑头道士奉法主公为主神，多作亡者法事。另外斋教与鸾堂等等三教合一的信仰在清朝时，亦渐渐在台湾生根兴起，随着这些神职人员的不太认真 (分辨彼此) 与认真传教 (三教合一思想的新教)，这都促成了台湾历史宗教文化上的佛道不分情况。

台湾民俗信仰的佛道不分，在清朝时已经完全融入人民的血肉之中。进入日治时代后，虽然政府大力尝试改变此状况，最后反而加深了溷血。

(五)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对于台湾的宗教信仰政策，主分为三个时期，以两个重大事件作为分界点，分别是西来庵事件与芦沟桥事变。

在西来庵事件之前，日本政府与台湾人民之间彼此还在磨合与了解，政府对台湾的民俗信仰採取宽鬆的态度，不太多作干涉，也尊重宗教各自发展。

西来庵事件 (1915) 是日治时期最大规模的抗日活动，也是一个很悲惨滑稽的起事，碍于篇幅，儘量简写。起事者余清芳信仰斋教，号称得到台南西来庵五福王爷降乩的密旨，说日本人在台湾只有 20 年的气数，现在时机已到，大家要合力赶出日本人。

宗教信仰是团结人心最强的利器，余清芳这个大神棍，开始贩卖号称配带后可以刀枪不入的灵符，告诉信徒转卖灵符不只可以保佑全家，还能自己抽成赚钱。余清芳允诺大家事成后大分日本田，信徒们都可作富翁，并喝骗信徒说自己得到吕祖的密法，藏了一把宝剑在深山，他只要唸咒，这宝剑就自动飞出击杀日本人与叛徒，

最后逼大家在神明前发毒识，如果事洩便全家不得好死。

于是，余发了财又声势浩大，然而风声不幸走漏，被迫提前起事。不怕死的信徒们配着灵符，摆出宋江阵冲锋，拿着柴刀与锄头一一被日本兵用枪炮击杀。最后余被处死，倒楣的王爷庙被拆，神像全数烧毁。

在此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清查台湾宗教，并在芦沟桥事变 (1937) 后展开皇民化运动，企图改造台湾人民成为日本人，着手积极介入转变台湾民俗信仰。

日本政府的策略，是打算用日本的神道教取代台湾的道教信仰，并用日本式的佛教取代台湾的佛教信仰。这迫使许多斋教信徒选择改信日本佛教，或转入地下秘密传教。

日本人想将台湾的民俗信仰连根拔起，首先祭出优惠政策，只要把家裡拜祖先的神主牌交出，就可以换到可观的白米，然而几乎没有人去换。接着由警察强制取缔道教神庙，庙方须将所有道教神像交出，集中管理。

日本当时的口号是：中国神由中国人拜，台湾是日本的一部份，因此中国神请统统回家吧。于是，日本天皇派了大臣到台湾担任主祭，在祭文中感谢这些中国神为台湾人民的护佑，并责备台湾人民竟敢将天界神灵请到人世，这实在大不敬。因此，这次由日本政府作主，祭拜后恭送祂们回去天庭。

祭拜完后，一把火把这些神像全烧了。当时被毁的神像近两万尊之多。有许多信众事先听到风声，把神像偷偷藏起来，信众们发现只要是佛寺就能倖免于难，纷纷在庙裡改放佛教神像，指庙为寺，试图躲避警察的追缉。

很多神庙为了避免被毁，宁可空空的什麽都不拜，有庙无神。或者甚至被迫成立新庙，合祀日本神灵。

到了日本战败之后，信徒们纷纷把藏起的道教神像拿出来，继续拜原来的神明。

有些添了新佛像，假称为寺的庙宇，总不能不再拜佛祖，只好一起奉祀，于是间接造成了庙祀裡佛道溷血的情况。至于那些被迫拜日本神的庙寺，原本的神像纷纷復位，日本神体便被忍耐已久的乡民烧毁或扔掉。

然而在日治时期，也有积极想要融合日本与台湾本土信仰的例子。比如台北天母地名的由来，取自当时的天母神社。日本人有见于台湾人民对妈祖信仰的热衷，创立了一个「天母教」，合祀天照大神与天上圣母妈祖，想要调和神道教与道教的信仰，但这个新教派在日本战败后便一起衰亡了。

结论：

台湾的民俗信仰，可以说是以道教信仰为基底，风俗习惯为介质，结合不同有能有力的对像崇拜的产物。

人民信仰的基础多半是追求务实生活上的帮助，只要能够有助于务实面上的福禄寿，人们对崇拜的对像来者不拒，非常多元离奇，跨越宗教，物种，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