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子》的整体内在逻辑结构

吾日三省作日记

试论《老子》的整体内在逻辑结构


《老子》的整体框架是如何构造的？《老子》各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如何建立的？这些问题在我，具有理工科背景习惯了逻辑思维的人，理解《老子》的过程伊始便困扰着我。没有逻辑关系的字词组合在一起不能称其为句子，没有逻辑关系的句子组合在一起不能称其为文章，充其量只能叫格言集锦。而《老子》留给我们的仅仅是格言集锦吗？本文想通过以帛书为现实依据，以侯王为接受对象，以“道、德、治”为思想脉络，对《老子》全文的整体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分析。

先说现实依据：
当今世传本《老子》，《道经》三十七章在前《德经》四十四章在后的整体结构寻根溯源比较有影响的当始于东汉河上公所撰《老子章句》。当时章句之体风行，学者竟相为古文分章别句，河上公将原文分为八十一章，并按自己的理解为各章添加主题。而在此之前，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为证，都没有分章而只有自然段落。且现世传本中的所谓《德经》在帛书中于前，所谓《道经》在帛书中于后。其后，魏王弼按照河上公“上道下德”八十一章的模式注释《老子》，因以体现魏晋风行一时的“玄学”之风骨而传于后世。至今的通行本，即便在帛书出土之后，绝大多数仍以河上公章句与王弼注本的主体结构为其衣钵相承，将《老子》视为独立成章、各述主题的文件汇编，而置全文的内在逻辑联系与整体结构于不顾。再加上世传本《老子》与帛书《老子》相比较而反映出的内容次序错乱与文字的随意更改，更使得从整体的、系统的、逻辑的角度解读老子成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障碍重重。

再说接受对象：
除了由于版本的改变、章节的割裂对理解老子的思想造成的影响外，对《老子》的立意主旨的误读才是造成曲解《老子》的最大原因。对《老子》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共产主义的境界当中——各取所需。即便在最先与老子合称“老庄”的庄子，虽多处引用《老子》，似乎是将道家“内圣外王”之“内圣”发挥到了极致，但庄子的“内圣”与老子的“内圣”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于老子而言“内圣”是作为“外王”这一目的、这一结果的手段和过程。而庄子却将“内圣”作为其核心追求和终极目标而置“外王”于不顾甚至视“外王”为庸俗。同为道家已偏颇如此，更不要说其后之《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借道家之文言法家之事，至魏晋《老子》为“玄学”所用，再经有汉以后为儒家“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学风所累及，又历盛唐以禅释老，后受宋明理学的影响，直至近现代用西方哲学（包括有意无意的使用马克思主义）唯心、唯物，朴素、腐朽等观点来附会。这些作为思想的感悟、心灵的启迪、观点的引证都未尝不可。但说到解释，则多少有让老子穿西服之嫌疑，很难说哪个离《老子》的原意更近，均不免以一己之心度老子之腹了。
其实对于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的学说主旨，古人已有言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道：“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此君人南面之术也。”由此可见，认为道家是“君人南面之术”的观点，就算是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班固修《汉书》时仍然是作为一种普遍认识的。也就是说，先秦道家主流思想或者说《老子》是专门针对侯王的政治哲学（先秦诸子中绝大多数亦如此）。对《老子》的许多曲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将其接受对象盲目的扩大化，将其视为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应用的大众道德通用哲学。

最后说思想脉络：
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由道家所创始，这在包括《老子》在内的诸多先秦道家典籍中均能够得到鲜活的证明。在明确了这一基本思路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在《老子》中，关于“道”的论述不是合为一体集中阐述而是分别散见于不同的章节。这种结构方式正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老子》的论说终极目的并不是在形而上的道之体而是在形而下的道之用。其在整体上是以不同主题的若干段落群组，通过“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方式来申明其思想。在每一个段落群组中，老子以天道开始，以人道也就是“德”作为过渡，最终落实到“治道”这一针对侯王所提出的“为治”的各种要求。老子的圣人之道是以“天之道”作为其行动准则的。  

渊面行者

道、德、治

好，以后也留意“治”这个字
以前只注意道、德二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