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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打印本页]

作者: 白云生 时间: 2003-4-5 17:56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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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一书，老子其人，始终困惑着我，它是一个历史的谜团。战国时庄周把老聃视之为“博大真人”，也只是架空老子，抬高自己而贩卖自己的诡辩。其他诸子，承袭当时的时尚，或汲取一点，或攻其一点，自己立论，也自心安理得，从未有澄清老子乃或许人也之意念。自《史记》有关老子生平记载的三个“或曰”以来，也把老子搞得玄乎。从汉以后之文人墨客至迄今，对《老子》的研讨，论述，校勘，正诂，也终无定所，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近几年来，楚竹简的面世，又有点使《老子》的研探似是而非……的确，历史至今有关《老子》的书、老子这个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是一团谜雾。
在这新的世纪里，为了中华民族自身古老文化的真诚，我们要透过历史的谜雾，拂去历史的尘垢……个人在史事陈迹的启发下，联篇成文，奉献给识者诸君，万望诸君哂笑之余而不吝赐以教之。
s 一、《五千言》、《三绝》、《悖篇三绝》。
西周末年，有一聃国在周室做史官的老人，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老聃。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做史官多年，饱览史料，学识渊博，也算得德高望重。自身经历了厉王、共和、宣王三个时期，年迈之后，于周宣王末年之时，退下来了。但郁闷在心中且耿耿于怀的周厉王、周宣王的不肖之治，其所作所为令人发指。虽经自己苦口婆心的劝谏周宣王试图教之，无奈周宣王就是不听而我行我素。值周宣王死，幽王继位，更加无一是处。当时又逢史官伯阳之流，以旁观者的身份，下井落石，幸灾乐祸之举（见《史记》伯阳语）。老聃认为，这是食国家俸禄而不为国家办事的蛀虫行为（也就是典型的智者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由是才在自己辑成的《五千言》中，又加进了新的一段，这就是后人分章的三十九章，就是针对伯阳语而斥的。
《五千言》，老聃是在周始祖古公亶父所著的《德经》（周康王时称谓《德经》，老聃称之为《建言》）的基础上立论的。也就是他重新修定了周室宗祖的《德经》而呈献给周幽王的，想以祖宗的训导而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哪有心于国家治理，更无有丝毫律己的意念，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碍于祖宗的情面，只责成当时的史官按惯例收入周室。
这时，也就在这个时期，诸权贵之仕，周幽王的近臣，都耳闻目睹了老聃的《五千言》，且议论纷出，相互告知，口头传讹（当时文字性的传阅颇为不易，口头传讹却不胫而走）。尤其是对其《五千言》的“三绝”感慨不已，因为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要害之言，把《五千言》就呼之为《三绝》了。简而言之：其内容是“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由于老聃文中的第三绝是“绝巧弃利”，但是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绝学无忧”来得惊奇，故取而代之。
一刹时，不仅使周王朝的权贵之士、智者们目瞪口呆，就是各大诸候国闻之也为之愕然。愕然之余也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加之幽王的极度昏庸，于是春秋之哗然就在公元前770年开始了。春秋初期，诸候大国各怀己意，居心叵测，各自为政，兴风作浪：“绝周礼，禁仁义，摒弃智者”。这才渐趋周天下“礼崩乐坏”，随后这一段时间，使历史学家感到头疼的是，少得可怜的史料。其重要的原因，是智者不敢为也。春秋时，此风不衰，长达两百多年的倾轧……
待孔子起而入仕为宰时，已是公元前500年，春秋末之时。此时的孔子才有机遇，有能力有欲望在周室接触到传讹已久的《三绝》。孔子读《三绝》，惊而喻之为“悖篇”，（当时，韦通违，通背，悖；编通篇。）而直呼之《韦编三绝》。太史公哪能顾及这个史实，把孔子反复而读的（喜读）《易》、《韦编三绝》连在一起，后人就视之为读《易》牛筋三断了。
《悖篇三绝》对孔子的震动很大：晚年他之所以顶天立地地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其源由正是根据“绝礼弃智、绝仁弃义”而来的；“学而时习之”也是用“礼法政教”或“博文约礼”而规定“学”字的含义来针对《三绝》的“绝学无忧”而提出的，即是对“礼法政教”时时习之。简言之，就是“礼”要时时习之，毫无今人“学习”之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是针对《三绝》文中的“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而提出的。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认知态度，可惜，今人还认为这两种认知态度是“合一的”，还大而宣之。显然，孔子之论，还有很多源于《三绝》，意义却大相径庭，此处恕不烦呈。
看到《三绝》的不只孔子一人，春秋时，还有较多的人都读过《三绝》。例如除管子外还有和孔子同时的孙武子，也因某种机遇在孔子前就读到了《三绝》。孙武子颇有自知之明，对于老子的教诲，虚心而习研之，对老聃的有关用兵之说颇为留意，特别钟情于“以奇用兵”，也深入地认识到老聃的认知方法。坚持“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的认知态度，“致虚”、“守静”、“玄之又玄”，在“奇”字上大下功夫，把个“奇”字盘活了，终成《孙子兵法》流传于世。
二、从《三绝》到《老子》的社会传本。
儒学在战国初期日涨，但《三绝》的影响也困惑着不少的人。
其间，墨子也接触到孔子认定的《悖篇》，但又深受儒家“复礼”的影响，好像动不了，只能臣服儒礼之说；老聃的《三绝》也似有理，啃不动，只好捡起“贤、义”而反议之，要“尚贤”。对孔子的仁也要发挥发挥，以“兼爱”而倡之以义也。由是也自成一家。
《三绝》啊，《三绝》，多少人想得到她，诸候大国也要她。由是一桩重大的窃书案发生了。离孔子百多年后，离《三绝》成书400多年后，东周史官太史儋，为着个人的利益，窃周室藏书《三绝》西行去秦，至关遇令尹至交，示之《三绝》。关令尹对这久已耳闻的《三绝》，仰慕已久，也是众多文人所未目睹过的钟爱之室简，当然不会放过。不仅自己抄录，且广为传而示之。这才是以太史儋所持之本（已错简）为足本的社会传本之始祖本《老子》（《三绝》是人们的传言。这时的文人，才知《三绝》远不只“三绝”，当可正其名，按战国习称，改称《三绝》为《老子》）。
太史儋当继续西行，所揣的《三绝》自入秦又被收入秦室自不待说。不过《史记》记太史儋之言，说明他是一儒，与他所窃《三绝》的著作者毫无干系。倒是得谢谢他，没有他，天下之人读《老子》者甚少，这是奇功一件。关尹得《老子》，酷爱之至，自我感慨系之，传言也著其书而为己言立于世也。社会本的广为流传也始于他，其功也不可小视。
楚竹简抄本者，难脱儒性，直接或间接在关尹处，得到《老子》，虽倍加珍爱，多次揉进自己的儒兴。妄自增添“与善仁”；以自我之识，大胆改动：“绝智弃辩”、“绝货弃诈”（十九章）；抒其己意书之：“大道灭绝，仁德不兴”；唯丙本尚存“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值得思考的是：今有人认为：由此而可以认定“儒道合一”。怎么凭此意就是儒道合一？同一底本，同一人两次或多次抄录能同一吗？能原样保留吗？此时或彼时的见地、境界能同一吗？即若是抄录自己的底本都有不同，何况是抄别人的？更何况是有意无意去订正别人的残损之本？揉进此时、彼时之认识、情感也很自然。这可是一般性的常识啊。）值得庆幸的是、楚简抄者，只是自我抒发情感，不能，也不敢，以己之识全部代替社会传本而流传，遗憾的是，他的“与善仁”却挤进了《老子》文中的第八章，贻害了两千多年。
大儒孟子，并非没有耳闻《三绝》。祖师爷已定为《悖篇》，其诸儒门先师又禁口不再提此事，故只能为维持师道尊严，持己自说而继续力辟杨墨之学吹捧孔子，当也承师之“中庸”而光大儒学。
庄周也因某种机遇，间接或直接在关尹处得到《老子》，可能“绝礼弃智”的“礼”字，或残损、或模糊、或字的形似，就以己意，书之为“绝圣弃智”，加之头头是道而巧舌如簧地诡辩，以道家而自居，架空老聃关尹为“博大真人”。庄周的己意也许是善良的，但在客观上，他却是玷污《老子》的罪魁祸首。重要有二：一就是他把“绝礼弃智”，改篡为“绝圣弃智”。殊知，老子是指责周公之礼，并斥之为“国之贼”、“乱之首”；孔子却是：复周公之礼，天下才能归仁。这是两种截然相背的认识。墨子也无可奈何。可见庄周在脑海内“礼”的认识还是根深蒂固的，借其“寓言”孔子学于老子的莫须有的事例，调和他们间的根本歧异，混淆概念，乃至后人也跟着他的“绝圣弃智”而转游；其二，就是以已之超然的道论，掩盖了老子的道的真实涵义，隐诲误导了千百万文人，误入歧途，直至现在。何人识道，老子与道家、道教何涉？
不胫而走的《老子》却牵动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身心，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且置《老子》于不顾，或取一点，或攻一点，自立诸说，百家争鸣而起。这倒使我想起20世纪初钱穆先生的《老子辨》中相讥之言，“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诸子百家，如鼷鼠之欲河，各饱其腹而去，亦何不可”这种讥讽老子的语言，倒是可以正面去认真对待，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啊！半部《老子》就是“大海”。
三、《老子》的官方本和社会本。
秦灭，汉兴，儒学收敛。汉顺理成章地取得秦之藏书。《老子》的官方本才重新出现在汉时的显贵面前。长沙出土的帛书是官方本的抄件，她与社会本不同之处，重要有五（略去不损其意的不同之处）：
甲、无八章的“与善仁”；
乙、无三十八章的第四句：“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或某些本的“下德为之而无以为”；
丙，十八章的四“安”字，这是帛书抄录者，追四“安”之同（或形似）而把第二个是“定”字，也误以为“安”字之故。章末的“贞臣”不同于几乎是社会本均有的“忠臣”。社会本均无四安字；
丁，无二十四章的首句“企者不立”；
戊，四十八章的“闻道日玄，玄之又玄”，社会本均为“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帛书抄者为：“闻道日云，云之又云”，这是抄者之误。
可惜的是，官方本只在汉朝上层流传，未进入社会，其后在唐时才又闪烁见其踪迹，而如昙花，其后就与社会本溶而为一了。
社会本对官方本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三绝》被收入周室后，长达400多年的收管，复录，翻晒，都城的搬迁，加之防霉、防蛀，也可谓艰辛。当太史儋揣之入秦，已残损、错简；从太史儋入秦后，又是近200年，到汉室露面。可想而知，《老子》的形象。在秦室的重新抄录时，不得不面对残损而掂量酌定。由是，社会本对官方收藏本的重大影响也有五（略去不损其意的小改动）：
甲、十九章原文为“绝礼弃智”改为“绝圣弃智”；
乙、二十四章原文为“余食赘衣”改为“余食赘行”；
丙、三十三章原文为“知人者哲”改为“知人者智”；
丁、三十八章的首两句，原文是“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改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戊，“绝学无忧”和社会本一样，从十九章中析离出来另立为首句。
上述可见，官方本虽独立于社会本之外，对扑面而来社会本的频频秋波，不得不走向社会本的怀抱，终于在孤自独居生涯1500年左右后与社会本同居了；社会本由于众多文人的支撑，终于在1100年左右后接纳了官方本而合一了。虽为合一，但彼此缺陷颇多：错简未诠，错字未正，其意不明……老子的清白未雪。
我常常孤独地发现：老聃老在用同一的目光逼视我，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不屑者，已使我面目全非，汝能何为？”我无言以对而哑然。
四、再看《老子》书的宗旨和成书时间及其有关补述。
老聃只在文章中谈道论德，以“圣人”的行为去规范统治者。老聃却只字不提黄帝尧舜禹汤以来的先哲诸王。提及他们时只有“大道废，安有仁义”。也就是说，从黄帝始，到夏商之际，都是大道废，也不能有所谓的仁、义。且仁、义也是老聃眼中的绝弃之词。诚然，略知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夏商之际是血淋淋，的奴隶社会，德、仁、义之说，纯属涂脂抹粉。到商末时，德、得还不分也。
公元前12世纪，也就是公元前1100多年前，商末之时，有一始周之祖古公亶父，据《史记》对他的简略记载，鉴于他的行为，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德，不得；不得，德。”在当时，只有古公亶父才可立“德论，以正视听。且古公亶父还身体力行之，并严明律己：“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并作《建言》（自论道说德）以励子孙，建树自己的事业，当受子孙祭祀而不辍。（《老子》的第五十四章，就是说的古公亶父，诸多识者谁想过？）古公亶父之子孙，遵其言也。孙昌欲兴周，昌子发建立了周期，发孙康王时还不忘祖训《德经》“朝夕入谏“以律自身（见出土的《大盂鼎铭文》）。但是成康二王的后继者，越来越不像样子，特别是厉、宣、幽三王，简直是对祖宗的背叛，自己胡作非为，根本不理祖宗的训导。《诗》、《史记》都有记叙，《老子》文中也有无情的鞭挞和指控（如：26、44、46、53、72、74、75章），并以古公亶父的切身经历为“圣人”的范例而教导之。把古公亶父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从他披褐怀玉起（70章）；处不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常使民无知无欲，其目的是智者不敢为也。让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3章），以不仁对待民众，对民众无有偏爱、亲疏、贵贱之别，一视同仁，且还要像在祭祀前和祭祀正在进行中对待“刍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诚惶诚恐地敬而诚之（5章）；后其身不得，外其身不畏，从而无私（7章）；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才能始终如一（22章）；不弃人，不弃物（27章）；无为才能无败，无执才能无失，去甚、去奢、去泰（29章）；无有自己的私心，以百姓的心为心，不倡导自己所欲的意念，不搅和天下人的心，不受智者、众人的蛊惑，要像孩子一样，唯父母的意志而转移（49章）；即若政权在手，也要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千万不能伤人（58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这是最难得的，但终不为大，就可自如（63章)；为政时，必须非以己明而示之，将以自愚而待之（65章)；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处上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66章）；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72章）；千万不能欺骗老百姓啊！自己的一举一动人民都清清楚楚。自己的张、强、兴、与，人们难道不会知道自己的目的吗？必须深知其理啊，别脱离民众，千万千万别以淫威权力示于人啊（36章）；自己的重大责任在于受国之垢和受国之不祥，才能真正成为社稷之主（78章）；自己不能积（81章），这样才能使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80章)。
糊涂之至的周幽王，无视祖宗的行为和老聃的忠告。他听得进去吗？就是后来的明君哲人，又有几个能听如此忠告？
老聃在理论上，继承了古公亶父的论断：“德，不得；不得，德。”在三十八章之首，就明确写出：“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战国之士，能认识这个准确且通俗的表达吗？他们以己识而舞文弄墨，遨游在德、德的狭义之中，借原文破损残缺或字的形似之机，咬文嚼字地搞乱了三十八章，且妄自添进乌有的第四句。该篇章的一、二句是德的定义，也是好德坏德之分，德的正误之分。余下的上德、上仁、上义、上礼是指统治者的主观意念行为和客观效果，随之而来的就是直捣周公之礼，也直指其人乃老古公亶父之四代孙小小姬旦也。显而易见，战国之士在此妄自添进的第四句就是画虎不成的不仁不类之举，就给社会本打下了一个拙劣而十分显著的印记。
姬发开周以来，其弟周公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虽也以其祖训《德经》为鉴，但他也还是分不清、道不明“德、得”的原委。虽知得虽然不是万能的，但不得是万万不能的。面对开疆以来的周帝国，多少事要做，他自己认为商礼也有光大的一面。发扬光大商礼，不是不可，且礼在商前也是存在的，当时虽为祭祀行为，到商时也扩大到“享”的内涵，而我大周邑也不得不享。且周公还有自己的领地，岂能不享，享就是德（得），自我嘲解也无愧于心也。作为“仪”定下来，不仅是创举，且可利于后代子孙。通过百多年的进展，周礼经周公之手而固定下来了，其最大的要害，就是等级制度定格化。
西周后期诸王，就是在定格化的礼仪面前，更加为所欲为。故而老聃疾呼之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岂止如此，面对周公，面对伯阳之流，面对众人，（《老子》文中的众人只指智者，与俗人﹝民众﹞大不相同，可惜，诸多识者，不分此谓。）面对一切以智治国（实为乱国）者大声斥呵道：“国之贼”！极力摒斥曰“绝礼弃智”，对仁义也不放过，“绝仁弃义”，并且在理论根源上，也直指黄帝，“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定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十八章）
（社会本多为“忠臣”，且无安定两字，其文意迥然。而把“贞臣”妄改“忠臣”也大损其意。打打龙袍“铁面无私”也是忠臣；对扶不起来的阿斗尽忠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忠臣；对统治者唯唯诺诺更是大大的忠臣。“贞臣”何人可及？《尚书·说命下》高宗借伊尹之口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这才是贞臣！这才是老聃著《五千言》的本旨，也是老聃自己恪守的贞臣之道。）
这时，只有在这时，在西周末之时，面对厉、宣、幽三个昏王的统治时期，老聃立论而进言也。还有四证可补其时。
甲、“圣人”二字，不是老聃的首用，而只是在《诗》中出现“圣人”略后，才使用“圣人”二字的，其意和《诗》一样。《诗》中“惟此圣人”是指厉王之后的共和执政者比厉、宣二王的政期为好。老聃也是仅取其较好的统治者立意而言之。这时的“圣”字只与良、惠通同而同义。后来“圣”字杂以良、惠、憨、明、智、哲之义时，那已是春秋末到战国之时了。孔子在世时，圣字的单独使用几乎没有出现，圣人的提及微乎其微，直到战国才泛泛。《书》中后期的“圣”字出现，为后人改写，《书》当时只称“哲”。
同时，老聃也不是用人们所意味着的、预设的、理想化了的“圣人”来教诲统治者的，而是用幽王的宗祖，且是广为流传的古公亶父的行为（《诗》可证）来现身说法的，这在西周当时的统治层中，可以不言自明，是大家所知晓的事例。所以，老聃用的是他对象所熟知的事例和言词。
乙，“绝学无忧”的“学”字，有很强的时间性。西周时，“学”乃“觉”的省字，学乃觉也，晓也，自以为是也。《大盂鼎铭文》就有“小学”二字，是指周康王自己认为，较为知道的意思。老聃正是取统治者的自以为是而必须绝之，也泛指智者的自以为是，这可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难道我们就是在进入到今天的社会之中，而可提倡自以为是吗？
显而易见的是，到孔子在世时，才以“博文约礼”而示“学”字之义，当时人们看来也不过是“礼法政教”。直到汉时的许慎的《解字》中，还没有“学”字专条。可见“绝学无忧”在于何时出现才有可能呢？这不折不扣地说明它只能出现在公元前770年以前。
六十四章的后文两“学”字更明显，可惜后人及今人误释颇谬。原文是：“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前句人们的认识倒可以，后句解释却离题遥遥而不通情理，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请诸君认真仔细想一想：圣人要不犯或少犯众人的过失就谢天谢地了！圣人有什么样的能力能补救众人的过失？他补救得了吗？众人的过失，何其多也，何其猖也，何其显也。以西周而论，上至周公，下至伯阳，众多智者、众人、有余有以之徒，何上千万，其过失能数得过来吗？能补救得了吗？
故，此章这段的原文意译应为：圣人，欲吗？不能有自己的非份欲望啊，这样才能不珍贵难得的货品；自以为是吗？千万不能啊，那会重复众人的过失！
另外，“绝学无忧”在《老子》文中，本应和十九章一气呵成，但为什么在后来的诸本中均另起，而成为次章的首句，这却露出这样一个消息。
春秋直至战国初期，人们只是听到《三绝》，其意仅为“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但是，关尹等人拿到《老子》时，才明白有误，《老子》的“三绝”只指：“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不包括“绝学无忧”。而“绝学无忧”是“三绝”的纲，必须单独另立，以冠全文，显于眉端。后人分章时，妄自以序而定。当官方本酌定时，也只好另起，就没有顾及到后人分章而所造成的紊乱。
丙、“知人者智”，实为“知人者哲”。这是西周时的习惯用法，也是当时的成语，《尚书》可鉴。这明显是后人所改，既影响到官方本，也背离了老聃的文意。老聃是深恶痛绝其智的。
丁，《老子》三十九章是针对伯阳而发的，这就是时间。倒是太史公为何把伯阳之名冠以老子，其事不详，是传言伯阳、老聃有怨乎。
总之，离开了西周末，春秋认识已经沉寂。孔子之后，到战国才使仁、义、礼、智、兵、法、农、阴阳、五行……之说逐渐泛起，这时的老聃早已置身世外了。
五、长期以来误解《老子》之点滴。
《老子》一书的教育对象是当时的统治者，是让统治者能成为较好的圣人，让他尊重民众，提防智者，提防所有有余有以之众人，提防过失无殆的众人左右统治者的行为，提防自以为是的众人诱导民众挣扎在生活生存的境地之中，提防智者们在管理国家管理民众的过程中去鱼肉百姓。所以，《老子》是在我国最古老的《德经》的基础之上，完善、发扬了“德”论，是重在统治者的不得，重在无为、无事、无欲。以古公亶父为圣人楷模，举其行，叙其言，用生活性大家所熟知的小常识，晓喻当时人人尽知的简单道理，来阐明自己的论述。
可惜的是，从战国起到现在，人们对于读懂《老子》还有一定的距离。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老子》本身的玄妙，而在于时间的差异；在于《老子》原文的错简，和前人的改篡；在于人们的感情。时间和错、篡是不言自明的，至于人们的感情问题倒是问题的关键。
自以为是的恶习，是智者们所犯的通病。战国之士如此，秦汉以后之士也是如此。我们所能看到和读到的，几乎是所有的解老者、释老者，谁不自以为是。由是，他们至少在没有搞清楚《老子》是什么时候写的，它的对象是谁，宗旨如何，就妄加添补、改篡、诠释，以想当然代替老聃的认识能行吗？之所以他们自以为是，乃在于他们各自自身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黎民百姓，也不能代表。故此，他们就缺乏人世间最真挚的感情，们们身上能有吗？由是他们不惜扭曲现实生活，铺陈自己的认识，歪曲《老子》，他们能读懂《老子》吗？
试举下列五例，其中三例是生活小常识的问题。
1.如五十五章中举的婴儿一例，后人读此章居然认为：只有像婴儿无知无欲，才能符合“道”的标准；具有深厚修养境界的人，才能返真到婴儿般的纯真柔和。一句话，要修炼到“返朴归真”！多么玄乎，大谬！
这是人间事中的生活小常识：幼小的婴儿、孩子能有什么样的能力去防毒虫、躲猛兽、避攫鸟？如果，婴儿、孩子不生活在父母或监护人的照料之中，能生存吗？老聃举此例，仅是教育统治者，必须把自己置身在民众之中，是人民的儿子，绝不能破坏这个唯一能存活、成长的环境。只有依靠人民，才能纯真柔和，才能精力充沛，才有为人民办事的能力，才是含德深厚的人；婴儿、孩子真的无欲吗？那还使你头疼莫衷一是咧，面对他（她）的骄、吵、哭、闹，你当如何？你只能变着花样地“强迫”他（她）就范在你所认可的范围之内，才能“容忍”他（她）！
缘何智者们，对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都视而不见，且是自身都经历过的，也是自己的子孙正在经历的事实？
2.五章中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问题。不少的人认为：圣人无所谓仁慈，听凭百姓自己生灭。这真有点像不管事的圣人了。
刍狗是草扎的狗，西周时作祭祀而用的。显然，这是老百姓所用的祭品，如今人大家所熟知的花圈一样。
试问，当你在祭祀前或正在祭祀之中，你对花圈的态度如何？难道你不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专一地毕恭毕敬地谨慎小心地去对待花圈吗？显然老聃仅取此意，要圣人对待老百姓，必须诚惶诚恐地敬而诚之地对待之，要对百姓负责到底，岂有不管之理而让其自生自灭？
3.二十四章的“余食赘衣”，社会本全改为“余食赘行（或形）”了，这都是受庄周的影响，且自圆其说。
余食是剩饭剩菜吗？果真是的话，那么今天的老百姓，谁不吃剩饭剩菜？剩饭剩菜就这样可恶吗？显然不通情理；
今天的人们就该嘲弄身残病残之人吗？赘形之人世界知多少？老聃可丝毫没有这种意念。只有战国智者庄周，才以“骈拇”为题，做不通情理的文章去嘲弄现实生活。他乃世外高人，独与天地精神而往来，哪知人间事，也许情有可原。
现实之中，只有那些有余有以之众人才使人可恶。他们才会像饱食而撑至呕、酗酒而吐之徒，人视之可恶，物视之而惊；只有故作姿态楚楚而赘衣之仕，人视之啼笑皆非，物视之也为之愕然。
上述三例只是生活小常识，可惜的是人们的认识却相去甚远。
4.我们看看二十章的全文。
首先是“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除了人们尚能理解“唯、阿、美、恶”四个字的孤立意义外，解释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题。
老聃是教海统治者的，其对象只能是统治者，要他明白道理，没有例外。
面对统治者，唯与阿的两种态度，能相差多少？没有多少，当事人仅只是一念之间的抉择；但是，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美）或斥责（恶）的后果，相距多远呢？这可非同小可，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美可以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呢，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这才有下一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你难道不怕吗？你敢于轻易地抉择吗？你敢于说真话吗？紧接着才有感叹的结论：“远古以来以如此，这风气还不知道何时停止”！（“荒兮，其未央哉“！今人任继愈先生，这句译得恰如其份，可惜仅此一句。）
接着老聃就勾描出众人的形态，他们都在美的庇佑下有余、有以，有持无恐地浸沉在花天酒地，弹冠相庆，风花雪月，登高远眺无限美好的幸福之中。
俗人呢？他们却在无形的智者、众人的导向诱导下昭昭、察察挣扎在生存生活的现实之中；
我呢？既无众人的朕兆，也不会受他们的影响，像不懂事的婴儿一样，不会随他们的意向苟以言笑；他们的生活，绝不是我的归宿；他们有余，我则不足，我是愚人啊；面对民众的昭昭，我能指责他们吗？面对民众的察察，我无言以对，他们是无辜的啊；众人都有作为我什么也不能；我独异于他们，要寻找这个风气的根源在哪里（贵食母）。
二十章，是多么维妙维肖的社会形态的巨画啊，她已经2700多年了。从春秋战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来，又至元、明、清之风流人物之时，只使这个画面愈演愈烈，何时能止啊。
5.大道废，废于何时，这是读《老子》者从不言之的问题。
习惯上，人们已经把黄帝、尧、舜、禹、汤称之为“圣人”，且是“大圣人”。但是此处的“圣人”早已超出《老子》文中的“圣人”所指。
黄帝是杀蚩尤，战炎帝，建立了新型的统治秩序。《史记》记他，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显然，黄帝的功绩在于，要人臣服他，血腥的统治时期也就始于他了，余下的圣人也只能继承他这个衣钵。
那么黄帝前的伏羲、神农呢？《史记》记他们：仅是教民，捕鱼，狩猎，刀耕火种，尝百草，为民之疾苦奔走效劳。
也就是说：伏羲神农时，只是教民生存生活的技能；黄帝则大大的不同，是治人，教人以臣服而养活他。
不难分辨，从黄帝起，还能有什么道、德、还是圣人吗？还能在《老子》书中作为统治者的楷模吗？这已不能。故此，《老子》文中连他们这些“圣人”一个字也没提。提及的倒是“复结绳记事而用之”。这是干什么？这是要统治者像伏羲神农氏之时，教人民以生存生活的本领，而彻底否定当时“智者”治人的理论。这是复古倒退吗？那么《老子》为什么提出光辉的前景，要所有的人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呢？就是在发展前进到今天，难道不是当今世界有为的政治家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吗？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是倒退吗？
六、请认真认识《老子》的一半——“教子真言”。
老聃面对人世间的现实，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又怎样呢？他并不否认人与治人的必然关系，而是认真对待这种关系，苦口婆心地教诲统治者，教诲人民的儿子，让他更好地担当他的职责。《老子》的大部篇辐就是针对统治者直接而言的，直言不讳地说教统治者。企求着，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不流血，少受害，才能较为摆平人与治人的关系，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否则，那些换汤不换药的更迭，只有使人民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只能使母亲心里流血。
老聃直接教诲的是：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人民什么时候都是统治者的父母。作为人民的儿子，作为人民的公朴，作为替人民奔走效劳的代表，只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去治理国家。人民信任你，要你来治理国家，这是神圣的事情。天下乃神器，管理国家乃治人事天也。
所以，统治者必须：不妄为，无贪欲，不贵难得之货，不标榜贤才异能，不重智巧欺诈；要以爱惜自己身体的态度去爱天下的人民，要十分爱惜自己国内的人力物力，要事事时时处处处于谦下的地位；要以百姓的心为心，要与民同尘俗；不自是、不自誉、不自彰、不自夸、不自矜、不自伐、不自骄；与民无争，与民无怨；爱民如同自己的父母；不穷兵黩武，不以兵强天下；与民同呼吸、共命运，让人民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才是统治者的德政于人也。这是其一。
其二，统治者必须若冬涉川，若畏四邻，若客、若凌、若朴、若谷、若浊、若海、若止。这所以此，乃是你与你身边的人，不至于盲、聋、爽、狂、妨，这才不需要仁、义、智、礼、贤、巧、利，才不会转移人民的视线，才不会分亲、疏、贵、贱、利、害，这才是人子应有的为无为，才使人民无怨咎，才能还德政于人也。
其三，你千万别自以为是而妄动妄为；治大国若烹小鲜。你必须面对现实，历史已经给你留下那么多的问题，这绝不是你一下能解决得了的。你怎么办，妄为只能适得其反，必须慎之又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必须静心勿躁地从对人民有利的细微事做起，才能真正还德于人民也。
这是何等透彻的肺腑之警言，这也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真正之心声。统治者能这样对待其父母，还会被人民遗弃和遗忘吗？
这就是《老子》，两千多年来，人们从未真正地认识和对待，这还仅只是半部《老子》，还只是《德经》，还只是“得”的问题，还只是《老子》的“教子真言”。
遗憾的是，就是这半部《老子》，在如此浅显易明的情况之下，竟使不少的智者误解得一沓糊涂；至于《老子》的另一部分，则是有关“道”的问题，那更误解得无一是处。不过“道”已经超出本文的范畴，鉴于目前的分类，它已不属社科范围了。望恕。故从略。
本贴由老子于2001年2月26日07:20:58在脉搏乐趣园〖儒家论坛〗发表

作者: 白云生 时间: 2003-4-5 17:57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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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老子，才有可能真正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才有可能增加驾驭未来的能力，才不会停留在自我欣赏、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怪圈之中，才会真诚知道中华民族思维基因增值的无限潜力。请诸君记住，自我美化“欲加之誉”，也同样是“何患无词”，否则，自以为是，就不会有这样丰肥的沃土。
爱护教育儿子，是人类的本能，自有人类至今，无不如是。自从中国古老文化，第一次由伊尹把“教子”提到政治的高点，《书》中就不断出现统治者的“予小子”、“小子”的自称。不可不谓三千年前的万恶的奴隶社会中，还有这样的时风。虽然，他们还没有意思到是“人民的儿子”，但他们总还有这样点谦诚的味道。看看周末之后，谁还有这样的承接，两千多年过去了，除了某些个别人而感慨系之“我是人民的儿子”，可他牙根也不信，他是大家的儿子，只不过把“人民”虚假化了，而作为金字招牌。这是世界范围内政治家的理论通病。你不信吗？缘何小小的芝麻官，也大言不惭堂而皇之乃是“民之父母官”？国内外的官员，哪个不是大三辈的老爷？这真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与传统文化，与现实人类生活相去多远。
老聃，正是老聃，接承伊尹的教子，根据古公亶父的自律与德的定论而展开“德，不得；不得，德”而明确阐明“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从而规范了统治者这个人民的儿子就必须遵守的行为，这仅仅是人世间的“常道”！可惜的是，后人对这样的“常道”都不能认识，不是修正就是背叛，且还用自我的一套理论美之曰“德政”！他们能再认识“非常道”吗？还能再去认识老子所说的“道”吗？
老聃的大弟子只是比他晚百年左右的管仲，他只是承接了老子的“无为”而给予了他自识的修正。他坚持己意认可：统治者无为，大臣而必须有为的权臣政治。显而易见，这种“有为”已经完全修正了老子关于统治者必须“无为”的积极涵义，也修正了老子对统治者的言行规范，他也不敢对齐桓公进行规范。的确他“有为”，做了不少当时有利于齐国的富民强国的事情，他不愧为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在，农、工、商、兵、法的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且鼓励高消费，搞活经济。但他不能苟同老子对“礼、义、廉”的认识，扩展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他留下的著作，虽有众多非议，且有稷下先生的重新整理之嫌，但是，不能不暴露出他深受《三绝》的影响。不少的篇章中，几是老子的原话。他是伟大的杂家，后人誉为法家之祖。
老聃的第二大弟子，也就是再传弟子是孙武，他留下的《兵法》不仅有老聃的痕迹，且有管仲的教诲，这均在情理之中。但是，武论，总归是短命的，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它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自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老聃的第三大弟子，虽然也是和孙武并列的再传弟子，不独有老聃的影响，且承袭管仲的精华。他设教的目的就不是统治者的“无为”和权臣的“有为”了，而是仕的“有为”。而这种“有为”又更加远离了老子“无为”的真谛。仕的众多，就为儒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两千多年中形成了强大的儒群、儒派。就是在今天不是还有那么多忠诚于自身宏伟理念的人大谈儒将、儒风吗，且扩大到经济领域内而誉某些人为“儒商”。孔丘还前往联合国大厅，以展儒风，以待儒化盛行矣。
老聃的第四大弟子是墨子，他不仅承受了管子的思想，也接受了孔子的熏陶，别出心裁，也自有一得，属第四代，但随者甚微，成不了气候。
老聃的关门弟子是庄周，这个“尤大”，不但不懂得“常道”，而又妄谈“非常道”。把道超然化了。这是后人认识老子的“道”的最大绊脚石。与他同时的“名、实；坚、白”之闹剧者，是十足的诡辩派，人类认识前进最大的障碍就是诡辩！而且各种流派的通病也是自以为是的诡辩，之所以自以为是能生存、旺盛发展的基础，就是诡辩乃至狡辩。
由上可见，只有三人在直接干预政治，这就是老聃及其大弟子管仲和再传弟子孔丘。那么我们来简捷地对比一下他们各自的主观良好愿望的政治构想和客观实际效果：
老聃是要统治者必须遵守，无为、无事、无欲才能真正达到不得，这才是律已，才能有为而治好身边的人，也才能治好身边的身边的人，当然也涉及到身边的身边的身边的人，进而也就达到有为治国的目的。国家最大而唯一的政治是“治统治者自己”！客观实际效果却令人失望，谁也无视此论，无一点存在价值，也许只是人们未来的事；
大弟子管仲，修正老子行不通的理论：主张不苛求约束统治者，任其“无为”，且力求着权臣的有为施政，建树治国方略，就能达到治国目的，所以，政治是政要而治。客观实际效果，有人实行，虽不能永久，但有人为之，且也得心应手，国外也不如是吗；
再传弟子孔丘，再度修正老聃、管仲的认定：企求着统治者、权臣、仕之众人的修养苟同，这才能天下大治。客观实际效果：不惜任何代价，一旦取得统治权，则力图尊孔为圣，而巩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即若是自己为所欲为，也能长治久安。这几乎是两千年来统治者心照不宣的一贯作法。
对比他们一脉三子，谁在为人民说话，谁在为人民作想，谁在认定中国古代传统的“德”？面对纷乱繁杂的社会病态的症结在哪里？面对欲满人间的人欲横流的源头在哪里？面对众人、智者的缺点、过失、错误乃至罪恶的渊源在哪里？面对统治者呢？怎么办？要嘛束手无策，要嘛一次又一次地流血，推翻，打倒！打得倒吗？打倒了一个又出来了一个。民谚不是有一句：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吗！
可怜的老聃，真正的传人在哪里？两千七百多年过去了，再读二十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可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风气依然，何时是尽头啊！
好一个老聃，就是在当今世界之中，世界各国的政治考核，以他规范统治者的要求和其政绩来看，以百分制为准。那么堂堂先进发达的美国也不够30分，不过有几个小国却30分出了头，不少的国家还在10分左右徘徊。可悲啊，伟大的世界人类文明，居然还只有如此政绩，且还在自以为是，孤独的老子，谁能认识你的“绝学无忧”！这个世界范围内的通病。
以庄周为代表的战国《老子》社会传本先得到的诸子，搞乱了老子的篇章，把“常道”和“非常道”颠了个个。常道是德，非常道才是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重大的见证，也就是对以庄周为首的权威的证词。显然老子的本意是要统治者在认识常道——德的简单道理之后，再去认真谨慎，从事非常道的探索、研究、“玄之又玄”，才能进入“众妙之门”。
老子的“道”也不是什么新鲜神秘的玩意。世界哲学近几百年来也曾与道擦边而切入，但仅是猜到而已，猜到了它的几条规律。在此基础之上，也展示了革命的宏伟理论。经导师们的奠定后，却侧重于实践，故而也忽视了深入进展，只停滞在“切入”的状态。在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世界报》曾揶揄嘲弄前苏联赴德哲学代表团：辩证法不能取得科学真理法官的宝座，就没有什么营生可干，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也就更说不清白了。
不知何故，我们国家却把它锁定在科学院的大院内，也许是为了映证恩格斯的名言吧，当恩格斯在阐释科学问题的时候，引用了一句，哲学总是跚跚来迟，可惜这却使不少的智者得了一种精神癌症：在认识科学成果的时候去套用哲学的语言，且还使不少的科学家也热衷于这种表现形式。可他们还是没有明白恩格斯的抱怨。
显然，辩证法在世界哲学领域内，并未受到世界人士的关注，当然更不会去认识老子的“道”，他们也认识不了老子的“道”。
道仅是老子人为规定的名，只是人为的一种符号，它本质存在是“无”！在大千世界内无所不在，想逃避也逃避不了，它乃“万物”之奥也。当微积分进程中与它正面接触时，人们视它为鬼魅，且谈“无”色变，何止如此呢？在自然科学中，在社会科学之中能逃脱得了吗？近几百年来，自然科学随着逐渐地对“无理”的不自觉的认识的进展，更使它才华横溢。高、精、尖科技、离开了“无理”则一事无成！社会科学本能地要拒它于大门之外了，否则，它将把社会科学搅合得一无是处！
什么是“无理”，就是无的道理。这还仅是其一，无还当有无形，无形无理才是无！当我们正视了无形无理，正视了道及其规律，正视了老子的“四十六字真言”那么科学奇迹将使你焕然一新。
谈道吗，谈道的本质吗？虽然哲学曾擦边切入，但在对待它的本质问题时，权威经典又大加砍驳，戴上莫须有的帽子，成了一条没有明令禁止的禁止令。诚然那时的砍驳不无道理，那也不是老子的道，当然也不是老子的道的本质，同时，还有诸多“崇老”的智者们，又以自我之识，生行硬扭地歪曲老子道的真谛，胡乱洋洋赘言，君不见，世间道论知多少。
这正是，老子逼视我的目光：“不屑者，已使我面目全非”的凄惨景像的显现，连老子对我也不信任“汝能何为”，我有什么办法“还老子的清白”。我又如何来把老子的道公诸于世，我又如何去揭示老子道的真谛，就是常道——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啊！何况是老子的非常道。眼前的利益，趋动着不少的智者和伟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四十一章》）。当今世界笑道者多矣！当你告诉他，地球已经有137亿年的历史的时候，他不笑吗？当你说宇宙的横向直径近274亿光年之时，他不笑吗？当你向他说明地球至少还有46亿年时，他不笑吗？当你告诉他知道宇宙本原有四种表现形态时，他不笑吗？当你告诉他光子有十一种存在形态时，他不笑吗？当你告诉他，对于太阳系的认识必须矫正才有利于继往开来的认识，他不笑吗……笑吧，笑个够，在笑声中前进吧
本贴由老子于2001年2月26日07:23:29在脉搏乐趣园〖儒家论坛〗发表

作者: 白云生 时间: 2003-4-5 17:57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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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老子以清白（续二）
——被忽略了的证据，解惑的思路及其认定
老子其人，老子其书，是过去和现在每一个认识《老子》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必索的问题。不仅如此，凡是欲求中国古代文化之真诚者，也当是必索的问题，这将可使我们理清中华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对待老子，自太史公自己的不明白，以三个“或曰”，就也把我们这些后人，搅和得更加糊里糊涂。当时间进入到清末至上个世纪，人们就更加糊里糊涂地转移视线议为，是又三个“或曰”：或曰《老子》乃春秋末之作；或曰《老子》乃战国初、中期之作；或曰《老子》乃战国后期或更后之作。他们的根据是《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文字、乃至其他所知的范围内的想当然的认定。各有所识，无可厚非。待到长沙帛书《老子》出土后，不少的人矫正了自我之识，而把老子并不心干情愿地提到了春秋末或战国初。20余年后，楚简的面世又使不少的人又把老子想往后拉……
可怜的老子，太史公的随心所欲，使老子伸缩在近200年间；上个世纪的文人，更随心所欲地把老子的伸缩间扩大到300多年之间或欲更多；楚简面世后，人们又欲把老子定位，且大有是老子自己的第三大弟子（再传弟子）的门徒的“动议”，这简直乱了伦，这还能是老子的清白吗？这还能使我们民族古代传统文化的真诚吗？
甲、面对如此历史最大的奇冤，我们就从楚简入手吧：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有关《老子》的三组出土文字，仅以其甲组《老子》来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依人们的释文）：“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者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当然，有人将“绝伪弃诈”释为“绝货弃诈”，“伪”虽与“货”有异，但就楚简抄者之宗旨却无碍，这并不损楚简抄者之意）。
就此三绝而看，三绝义都几乎“一致”，真可谓近似或同义反复。鉴于楚简抄者，有人疑为是楚太子之师，不无道理，有“东宫之师”之印为证。那么，对比《老子》的原文“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者无有”。以此来看，显然是以“智、辩、伪、诈”置换了：“礼、智、仁、义”，且保留了原“智”字，而让它错位，放在绝弃之首。也就是偷换了“礼、仁、义”，代之以“辩、伪、诈”而替补。而实则“智、辩、伪、诈”乃是近义之字。明显是造作而为的。
由是，①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明显的原因只有二个，那就是抄者有苦衷，不敢于按原文来认定，绝弃乃是，“礼、仁、义”！这是其一。
其二，是自己根本不承认《老子》的认识，以己识而夺改之！故改得不伦不类。
之所以不能，或不敢于认定原文的绝弃之“礼、仁、义”，乃是因为他是为人之师也。自己是“太子之师”，为太子施教之教义（或曰教案、教材），岂能用非儒之言。否则，不仅不能得到楚君的认可，且也向太子交待不清楚，教不明白。
即若楚简抄者，不是太子之师，作为自己的“心得”认识的再现，也要把“礼、仁、义”进行篡改，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字，只好自己拙劣为之。
②为什么又偏要写此“三绝”呢？且把“三绝”放在首要的地位，（或许只是巧合，不过巧合得有点离谱）道理在哪里？这只能暴露出这样的原因：“三绝”是前人留下来的重要经文，传讹已经多样、颇杂，但楚君没有见过，而又钦定，“太子”必须要受业于圣人之“三绝”。当时时风是（尊圣人之言，孔子也说，“畏圣人之言”）。楚简抄者是为人之师，焉能不博学多才，故当之无愧而教之，故他才有如是之举；
即若不是太子之师，抄者乃个人“心得”之感发，那么则更显出了“三绝”的留传在春秋至战国初期的重大声誉和影响，不得不迫使其按己意来篡改。他毕竟不是儒祖也不是其得意弟子，乃是编外之盲从之儒者，可不负其责。
③这里我们还看到了，楚简抄者，不是听到的“三绝”，而是亲眼目睹了《三绝》，才有如是之改篡。
④从这里我们还窥测到，孔子之后，到楚简抄者时的读“圣人之书”的时风，且有各抒己见的萌动，才是百家争鸣而起的前奏铺垫。因《三绝》中，诸多语涉及到“圣人”！
⑤楚简抄者自己证明了，他存在在儒学发展的中介环节，是见证人，也是儒学追随者。正介于孔子与孟子之后的儒学过渡，这已经离开本文的范围，但就《老子》社会传本的始然，及其进展，却是重大的证人、证言、证词，它补正了长沙帛书出土的价值，在于认定有社会传本和官方本的事实。
乙、由上我们就看到了“三绝”的问题，这是楚简对“三绝”的存在与流传的重要证明，且隐晦地告知我们，“三绝”还是《老子》的另一种书名，且是圣人之言。有心者都必须自觉地要读《三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再找到旁证呢？
《老子》的自证是不成问题的，但不能成其为有《三绝》的证据，那么《史记》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可否作证，他在叙述孔子时，孔子晚年，喜读“易韦编三绝”，有一个“三绝”字样。
“易韦编三绝”五个字紧紧连在一起，那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当然不会有书名号，查“易”当为书，是《易》；而“韦”是牛筋；“编”是牛筋编织的竹简；“三”乃数；“绝”乃断也，故，联系起来是读“《易》牛筋三断”了，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也说明这五个字是出于孔子自己之口，是孔子的自述，太史公袭之。
然而，“易”为书名，“韦”则通违，通背，也通悖，“编”通篇；“三绝”是书名，则如何认定？联系起来，则读“《易》、悖篇《三绝》；或读《易》”、《悖篇三绝》“也不无不可，显然也出自于孔子之口，太史公袭之”。
由是，把“韦编三绝”，解释为“牛筋三断”和《悖篇三绝》就不可能二者兼可，而必须认定其一。这也是太史公除了三个“或曰”外，给我们出了又一道难题。
首先，看孔子晚年，多数时间是带着弟子，在外游教，奔波在各国之间，讲的却是：“礼、仁、义、智、信、……”可是这些，并不是《易》内所有的！这是其一；
他坚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梦寐以求，复周公之礼……仅仅是春秋之时的“礼崩乐坏”吗？是否意味着，有人有重大的理论依据非驳不可，是其二；
他的弟子也曾记载他从师于老子，给予了赞誉之词，那么他行动却完全与老子相背（悖），他为什么一方面又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一方面又不直接而驳、和斥呢？这是三，
他为什么、要“畏圣人言”？这圣人是谁，这是四。
“朝闻道，夕死可矣”及“哲人萎乎”是什么感叹！他可没有看见他后人对他的崇拜的辉煌，这是五。
以此而议，仅读《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太史公也记叙了他对《易》所光大的行为和功绩。《书》、《礼》、《乐》、《诗》他也不是不喜读，且也有卓著的作为。然而，偏偏读《易》牛筋三断？为什么不是二断，四断，如此巧矣！且终身为《礼》奋斗，为何不读《礼》牛筋三断？这是六。
舍此而议，若是，读“《易》、《悖篇三绝》”就在情理之中，则符合他晚年的行为。
老子是直捣周公之礼；孔子则是力图复周公之礼。老子“绝礼弃智”；“绝仁弃义”；孔子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老子，“礼乃乱之首”，孔子则是，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则言行举止均必循礼《论语·颜渊》。且赞“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也。《礼记·礼运》”
由上看来，读“易韦编三绝”，则理解为读“《易》，《悖篇三绝》，就可以解释孔子晚年的一系列行为，且还有管子的问题，孔子只对管子有赞誉，而未引他的言论，且均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是推测，而仅是证据的参考，还不足以定为力证。
丙，那么力证在哪里呢？如果能够证明，老子成书的时间，则所有的疑难就可迎刃而解！
①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太史公的《史记》之中吧，从他的三个或曰之一中，有一个是伯阳，为最早，乃春秋前西周末年之人士，也是周之史官。
《史记·周》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三年……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
显然，伯阳认定：“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阳失用……不亡何待”。一副玩世不恭下井落石幸灾乐祸的咀脸，以天怒而悻悻然。
老子呢？则正言以教，且驳斥伯阳（《老子·三十九章》）：天地神谷万物乃自然之运作，候王也是如此。道乃一，一乃道。其天裂地废神歇谷竭物灭和侯王蹶，均乃失道所致！
显然，伯阳、老聃是针锋相对的。对于伯阳可以以他最好的善意理解为：山崩川竭，周必亡；或，周幽王的无德，才导致天怒，而山崩川竭！山崩川竭已成事实，如何挽救也是枉然，从而洗刷了周幽王的过失！有过失无过失均一样，只有认命吧，无力回天。只有改朝换代，流血、推翻、打倒，重立真命天子，就可顺天应时；
老聃，则认为：山崩川竭，乃自然之运作与国事无干！由是，国之主千万不能失道无德，将亡之因是自己造成的，力图遵祖训一切可解、可救，事在人为，焉能破罐子破摔。否则，人民又要流血了，其结果还是依旧，夏、商乃至周的更迭就是铁证。
②“圣人”二字，又给我们找到了一条途径，出现最早的“圣人”莫过于《诗》。诗中“惟此圣人”（见《诗·大雅·桑柔》）是对比厉、宣而言及共和执政者的。“圣人”等同“惠君”、“良人”。
显然，我们可以认定，不论其共和执政者，采取什么方式取得政治统治权，也无论是《诗》之作者的立场态度如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认可。然而他们所说出的“圣人”二字，仅是对较为好的统治者的一种界定。由是，我们也看到，《老子》文中也是仅取此意！故而可知，《老子》倒不是针对其他的统治者，而仅指一人，乃宣王之子幽王也，显而易见，老子是教育幽王，不要学其父亲，而是要师之乃祖！
同时，这里还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圣”字的单独使用。“圣”字，只与“良惠”通同，毫无贬意，故“绝圣”就绝不是老子文中所应该出现的问题，这显然露出后人篡改的马脚。后人改“绝礼弃智”为“绝圣弃智”也暴露出改篡者自己儒根的立场，当然，这就不是，这里所应议及的话题。
另外“圣人”二字，虽然孔子提过，但那还仅是老子文中“圣人”与战国时期对“圣人”理解的发展中介，因，老子文中的“圣人”仅是良人，惠人之意。孔子则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圣、知之华也；《大戴礼记·四代》”；“畏圣人之言”。《论语·李氏》显见，这里的“圣”，“圣人”都仅是在“良”、“惠”的基础上，上升到，“仁”，“智”的境地，“圣人言”也仅是“大智者言”，而绝不是战国中的“圣人”、“圣”字之意。战国时，则与“良、惠、聪、明、智、哲、贤”而聚一身，兼而有之或更高，乃至，至高无上，何况还有孔子之弟子，篡改孔子之语之嫌也隐在其孔语之中。
由此，可见，老子用“圣人”二字为最早，这是时证之二。
③何人可为“圣人”而教周幽王呢？这只有乃祖古公亶父。
《史记》记弃之十三代孙，古公亶父，有独识：“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虽太史公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意念而对待历史的事实，但此处，却衬托出，古公亶父“不得”的形象，旁国“多亦归之”尽归古公了。真乃“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了。由是古公亶父，看到了“不得”的重大效果。而此时又是在商末，“德”、“得”同一而不分也。商末的“德政”也可见其紊乱的一般，古公亶父何不就此而正视听，立论而教子孙、著“德、不得；不得，德”而建树自己的事业，以励子孙。由是《德经》，行之于姬姓家族之内，姬昌、姬发、姬旦、成王、康王，都遵其言而行。康王时，还有记载《大盂鼎铭文》就是周康王二十三年所记叙的文字。《德经》就显在我们的面前，周康王还要人“朝夕入谏”之。
再者，老子言“圣人”“披竭怀玉”这是哪个圣人？显然不是文王，也不是嗣后之诸王，唯有古公亶父一人而可。
三者，“圣人云”之诸语，显然是“德论”之概要，非老子之笔力，乃引文也。《建言》也是如是。
所以，老聃著《五千言》，仅是在古本《德经》（这离老子已经有近300年了）的基础之上，来说教一人——周幽王的。这是作为恪守“贞臣”之道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行为。老子不是什么“圣人”，不是神人，也不是什么捉摸不定的天外来客；他是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且是某些人眼中的“愚人”、“顽人”、“鄙人”！这是时证之三。
④对“礼”的批判乃至于非“绝”不可！这是显赫的时证！
孔子之后，无“绝礼”之必要，也不能批判，更不合情理。孔子这位大师及弟子已把“礼”推崇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无懈可击，即若是后来的始皇之焚书坑儒，也奈礼不何！无怪乎太史公赞之曰“洋洋美德”！且把这位大师晋升至《世家》的行列！
《老子》三十八章中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这就是时间，这就是对周公旦创周礼之举的批判，其人其时均在！
古公亶父的《德经》中，可没有对“礼”的如此重视，古公老旦的第四代孙，小姬旦为什么要偏离祖宗的轨道，致使后代子孙，历、宣、幽成了这个样子。
春秋时，有无老聃出现的可能呢？也没有，公元前600年后，管中提倡的“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的主张。显然与“绝礼”挨不上边，但，究其欲“统治者无为”，大臣有为来看，显然源于老聃的“无为”，而实质上是古公亶父的“无为”论的发展变异。因人们已经看不到古公亶父的《德经》了。为什么看不到，乃老聃所改也，以老聃为是。
可惜后人认为《管子》一书，全是稷下先生们之伪作，不当回事，就把老子、管子、孔子间的启承关系置之于不顾了。恰恰他们的存在，正把这个关系结合得天衣无缝，因为这才是历史，这才是事实，脑海中的想像推断，显然不能替代事实，这是时证之四。
⑤“绝学无忧”是老子的重大的认识，也是很强的时证。
从商时的“得、德”不分，以无愧于心之得为德，到古公亶父的德的界定。虽然已经应该引起人们的自觉遵行，但是，在实践的进程中，在诸多丑恶现象的笼罩中，德还是得也，且争“得”而更凶，且还可自我美化！这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行为，而且是“智者”、“众人”所不自觉遵行的愈演愈烈的行为，其根源则是“自以为是”。
周时“学”乃“觉”的省字“学”乃“觉也”、“晓也”、“自以为知道也”，也就是“自以为是”！
而“自以为是”又是从古至今乃至于未来的人们认识中最大的隐患，是求真知的障碍。所以，老聃，在理论的表现上，虽然提出了“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但他马上就告诫人们：“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这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部分。
综上，通过较为简捷的认识，再回过头来读《老子》，那么老子之言，则处处有证了，就绝不是，在春秋末，战国时期，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为人们所不认识的超然之作。上个世纪有很多严谨的学者，他们都苦于不能解释老子的思想。而只好被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内春秋、战国诸子之思想总结。可惜他们看不到长沙出土的帛书，更看不到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竹简。前者给我们提出了汉时有一个《老子》的官方本和社会本的问题，后者给我们提供了《三绝》的思路。且可理清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真诚脉络。显然不少的学者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必要重写的问题。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老子》正是中国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极其重要的一环。从伊尹的教子，古公亶父的自律，到老聃的教“圣人”，这才有管子、孙子、孔子、墨子、庄子等五子的各抒己见！而这五子则是一脉相承于老子，只不过变易不同罢了。只有认识老子，才能认识我们祖先辉煌的文化，才能正本清源，才可知道，老子清清白白地存在于中国的何时，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
这些所议及的还仅仅只涉及到老子的“常道”，也就是“德”，或曰“不得”；贵在统治者一人的律己、不得、无为、无事、无欲；国家政治第一位的要事是“治统治者自己”！这样严格律己，才能使身边的人们，勿妄为，当也波及到身边的身边的人，勿贪婪；更影响到身边的身边的身边的人勿非份之欲，否则，事物将复杂得难以应对，这只能屈就于“智者”、“众人”的“自以为是”的无边苦海之中。77712_cn@sina.com
本贴由老子于2001年3月12日08:05:40在脉搏乐趣园〖儒家论坛〗发表

作者: 白云生 时间: 2003-4-5 17:58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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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子·二十章》就教于陈鼓应、任继愈二位先生
我是得惠于二位先生的，二位先生是我入《老子》之门的启蒙老师，这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了。那时在我对《老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籍华人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和旗帜鲜明的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是他们引导我闯入《老子》的殿堂。稍后渐渐地就使我不自觉地意识到二位老师在曲解《老子》。不独他们二位，而是不少的方家、学者也同样以已意在歪曲《老子》，同样毫不例外的包括老子的五大弟子（管仲、孙武、孔丘、墨瞿、庄周）。他们不论从什么样的认识角度出发，都极力歪曲、曲解老子的愿意。要嘛就是不着边际地架空抬高老子而玄乎；要嘛就是贬低鄙弃而不屑一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今人我的两位先师也当属二者兼顾之列。
《老子》一书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是继定的事实。面对这一事实，除了我们能根据有关的记载和出土的证据，来逐渐清晰地去认定它的错简、错误的“真实”情况外，我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弄清楚我们祖先真诚的文化脉络和真实思想。舍此，我们就是废话连篇！考证固然重要，但真实的思想更重要，还有什么比认识我们自己祖先的光辉思想性更重要。
老子，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先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老子》。《老子》一书，是中国人传统智慧，只可惜，两千七百多年来，还无有人所识。其唯一的理由是：几乎所有解老、释老者，均缺少人民情感，缺少黎民百姓的感情，缺乏俗人的感情。由是，各自在己说中，坚持己识的认定，沿袭前人的歪理。发展到今天，当然这又与道家的玷污和道教的扭曲而分割不清。
《老子》一书中，大部分所讲的是“常道”，之所谓是“常道”，就是平常之道、普通的道理，哪有那么多玄乎的意念！至于“非常道”才是“道”，这与“常道”才可分离，但也不能截然分开。“常道”具体到《老子》文中就是“德”，而“德”的核心是“不得”，“不得”的表现是“无为、无事、无欲”。这指谁而言之，只指统治者一人也。《老子》通篇都是教育统治者、教育圣人、教育人君。这就是《老子》的“言有宗、事有君”。离开了这个宗旨，这还能认识我们先人的思想吗？
现就《老子·二十章》来简明地探索一下，老子他老人家说的是什么？并就教于陈、任二位先生和众多识者。由于老子是我们共同的祖先，请谅解我的心情、言词的出格、道理的不清，望指教。
《老子》的二十章。依鼓应先生较为“有理”的删定（这是陈先生独到的功绩）及其译文，抄录如次：
《老子·二十章》原文陈先生的译文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应诺和呵声，相差好多？
善之与恶，相去几何？所谓的美好和丑恶相差好多？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们所畏惧的，也不必去触犯。
荒兮，其未央哉！精神领域开阔啊，好像没有尽头的样子！
众人熙熙，众人都兴高采烈，
如享太牢，好像参加丰盛的筵席，
如春登台。又好像春天登台眺望景色。
我独泊兮，其未兆；而我独个儿淡泊宁静啊，不炫耀自己；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浑浑沌沌啊，好像不知嘻笑的婴儿；
累累兮，若无所归。闲闲散散啊，好像无家可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众人都有多余，唯独我好像不足的样子。
我真愚人之心也哉！我真是“愚人”的心肠！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世人都光耀自炫，唯独我昏昏昧昧的样子。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世人都精明灵巧，唯独我无所识别的样子。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众人都好像很有作为，唯独我愚昧而笨拙。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我和世人不同，而重视进“道”的生活。
这里，就陈先生的译文，显然陈先生根本没有理会老子的精神，也更不知老子说的是什么事。按己意，妄自释之，也就使我们看到一个前后文不相连结、杂乱无序、随心所欲的“老子的胡诌”。并且根据宝岛之旁证博引，独有“建树”的大家——严灵峰先生之意，砍去了，本章中“儋兮其若海，飚兮若无止”之句。只此一砍一搬，就暴露出，二位先生对老子文意的朦胧！但是，沌沌兮的移位，却是陈先生循前人的正确改动，和删去“绝学无忧”，才是此章这真，这功不可莫。
在陈先生的《引述》中，也可看出，陈先生虽有自己对祖先的良好心愿，但按己意，随意解之。无前后联系之必然。陈先生所担心的是，老子和人群的“疏离感”，真是老子和人群的“疏离”吗？恰恰是陈先生没有看清现实与历史。
一个人脱离人群的人，他能干什么？其言、其行、其事、能和人民一致吗？除了能获得暂时“昙花一现”的赞誉外，随时将被时代潮流而席卷得无影无踪！
陈先生的不足之处：
唯、阿、美、恶连结不起来，更看不出是什么意思，贫平淡乏无味，远离老子；
众人、俗人与世人无别，这是陈先生的意境不足之表现，没有严谨地对待老子，更谈不上是认识，几近于小学生习作文之字词堆砌。
“我”是老子的形象，这个“我”脱离民众，自顾自地进入“道”的境地，玄之极！是人耶，是神耶？
由是，我们看到的只是，杂乱无章的社会揉合，谁能理清？
这与陈先生独自认为：老子是预设的“道”杂合思想，分廓不开！也就是陈先生先入为主地，判定了老子的“虚构”！再去认识老子，岂不是老子可随陈先生任意摆布吗？
不过陈先生必定是受惠于“自由”的教诲，独来独往而还有点“出格”的认识杂入其识之间。遗憾的是，陈先生终不是人民的哲学家、思想家，与人民的情感，颇有距离，当然不可能认识老子！显然也还可看出，他还有忠于华夏祖先的情感，尊重祖国的良好心愿，隐晦而不触犯其某些要害之言。但，他与老子的真谛的距离还是较远的。不仅对老子所说的“常道”把握不住，且对“非常道”近于呓语。
故此，陈先生把老子的文意，全部扭曲了，从他的《引述》来看，就丝毫没有捉住老子本章文中的本意，更不要去谈把握《老子》全文。
再看，任继愈先生对此章的译文，（依陈先生的删定，仅省去本章不实的“绝学无忧”）。
老子原文任先生的译文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应诺与斥诃，相差有好多？
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善良与罪恶，又差得了好多？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别人所怕的，就不能不怕，
荒兮，其未央哉！远古以来已如此，这风气还不知何时停止！
众人熙熙，众人是那样无忧无虑的欢喜，
如享太牢，好像参加盛大的筵席，
如春登台。像春日登台眺望那样畅适。
我独泊兮，其未兆，独有我，却淡淡地，无动于衷，
如婴儿之未孩，像婴儿还不会发出笑声，
累累兮，若无所归！疲倦地，竟像无家可归！
众人皆有余，众人都有多余的东西，
而我独若遗。而独我，却像什么也不足。
我愚人之心也哉，我真是愚人的心肠啊，
沌沌兮！混混沌沌地！（这句在此，既混淆了老子之意，也在此无有价值，几近于赘语）。
俗人昭昭，一般人是那么清楚，
我独昏昏。我却这么昏昏。
俗人察察，一般人是那么严苛，
我独闷闷——我却对一切宽闳——
澹兮，其若海，辽阔啊，像无边的大海，
飚兮，若无止。无尽啊，像疾吹的长风。（这是猜到了皮毛之意，可佳）
众人皆有以，众人都有一套本领，
而我独顽似鄙。而独有我显得拙笨无能。
我独异于人，我偏要跟人家不同，
而贵食母。关键在于得到了“道”！
这里，在任先生的笔下，看不到有什么与陈先生不同的地方，可谓大同小异。我们也看不出什么高深的哲理，平平淡淡。倒是，如任先生“眉批”所言：“老子对当前许多现象看不惯，把众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故意……贬低自己……在于得到了：‘道’。”任先生在这里，除了给我们以摸不着边际的玄乎外，实在《老子》的此章贫乏无序而不值一读，但任先生的独到却是“荒兮，其未央哉”！的译文，及上乘之作，可惜仅此孤立的一句，或许乃任先生独到的博识所致，偶而之言中。
就任先生而言，任先生的思想，受辖于旗帜鲜明的影响和束缚，左顾右盼太多。虽然比陈先生更尊重原著而直译外，也无老子之本意，且平淡得而无道理。
正因为有左顾右盼的束缚，与人民的感情，就必定有距离！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情感，就不能尊重生活现实，就有违心之言，也就损伤了老子！大不了，只能坚守“忠臣”之道，而绝无“贞臣”的行为，也许是任先生现实的显露。
是否如此呢？任先生考虑太多的是“位子”、“帽子”，如何立身、稳身的问题，故此，也就用“帽子”、“棍子”游弋在《老子》文中！这也失去了“学者”的风范，如何能认识老子！对比陈先生而言，顾忌就多于陈先生，其解释当然也就欠与陈先生平起平坐，而逊于陈先生。
是“老子对当前许多现象看不惯，”还是任先生把“当前许多现象看不”明白呢？是老子自己在贬低自己呢？还是任先生把老子贬低呢？看来，任先生还只是在《老子》门外，窥视而已，根本不懂老子！根本不懂老子的“常道”，对普通而简单的道理也不甚明白，岂不是自顾自地在臆断老子的“非常道”而加以“帽子”！
然而任先生的知识还是渊博的，对古代语言的理解也有精到的译文，陈先生也不及也。后两“兮”，也触及皮毛，可谓识之高，但扭曲了。
二十章，虽然不是老子的纲领，也不代表老子的全部智慧。但是，此章也是老子五千言的组成部分，同样反映出老子他老人家的智慧光芒的独到。老子之语的任一部分，都反映他一统的四射的光芒。
对于老子的二十章，我试译一下，在试译之前，只说明几个小问题。
老子全文通篇都是教育统治者的，这是前提，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陈任二位先生根本没有顾及这一点。
老子文中的“众人”、“俗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众人”是指“智者、有余有以”之人；“俗人”是指最下层的黎民百姓。这在《老子》全文中，均严格区分着。陈、任二位先生不严谨，这也代表了不少的学者的认识的贫平，而这还仅是老子的泛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众人”只指为统治者服务的鹰犬们，兼指在各种“理论”、“道理”庇佑下的所得非一般民众之“特权”之拥有者，吹捧者。在此章中，“众人”更着重于统治者的附庸。但不包括正直无邪，而欲步其后尘，而又心甘情愿为统治者服务的工薪者。之所以不包括，乃他们不可能，也不能每日每时的花好月圆，奢糜到幸福的由衷的赞尝！
“婴儿之未孩”，大家的解释有点生硬。老子在这里不是说婴儿不是不会哭笑，而是指婴儿还没有达到按人们意向去苟以言笑之时，借此老子喻自己绝不会因为“众人”的导向而苟同，更不是老子所能归依于他们的言行。“若无所归”岂能是无家可归，那样的话，老子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吗？这不仅是陈、任二先生认识的不足，也是不少解老者的通病。
对于老子的直译已经不可能，由于时间的差异，由于老子的特定情景，突然孤立地读此章，会误解老子的本意，故个人试译如次：
老子原文意译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统治者阿，接触你的人，面对你的应诺与斥诃，相差有好多呢，这没有多少，仅只在当时人的一念这间：
善之与恶，相去若何？那么你给予他的后果，或美（善）或恶，相距多远呢？这可非同小可，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美可以得到你的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呢，则可遭到你的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家怕的就是这些，这样还有人敢说真话吗？还敢斥责你吗？这种风气只能助长你的自以为是的恶性膨胀，你不怕吗？
荒兮，其未央哉！这种风气从远古以来经历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何时才能停止！
众人熙熙，在你的庇佑和纵恿下，直接或间接得到美的众人，都
如享太牢；兴高采烈，弹冠相庆，花天洒地，参加丰盛的宴席，天天过着奢糜的日子；
如春登台。即若是寒冬酷暑，也像是四季如春的欣赏着风花雪月，大好河山无限风光的美好时日，浸沉在无忧无虑幸福之中。
我独泊兮，我却淡泊宁静，
其未兆；丝毫没有众人的征兆；
沌沌兮，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众人引诱，
如婴儿之未孩；还像不会按他们的意向而苟以言笑的婴儿一样；
累累兮，面对众人不断袭来的导向，
若无所归。绝不能使我返依而归附。
众人皆有余……他们都有余威，余财、余势、余力……
而我独若遗。而我什么都没有，只感到社会本身的不足。
我愚人之心也哉。对于他们来说，我的确是最愚笨的人。
俗人昭昭，黎民百姓呢？为了自己的切身生存生活的利益，小心谨慎对待四面伏敌，而不可能不显示自己光耀自炫，随时准备捍卫自己，且还企求着步其众人之后尘，争得较大的“利益”！
我独昏昏；面对老百姓的这种作为，我能指责他们什么；
俗人察察，老百姓为了自己切身的些小利益，斤斤计较而分星擘两地争执，而保持自己少得可怜的继得利益，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我独闷闷。面对老百姓，在智者众人导向而转移视线的这个必然
后果，我能劝导他们吗？他们是无辜的，我只能闷闷。
儋兮，其若海；统治者，你看不清这个风气造就了人欲为患的无边若海吗；
飚兮，若无止！统治者啊，这个邪恶的疾劲的腥风血雨，没有止尽地在摧残着人们的身心！
众人皆有以，你看“众人”，为了自己的“位子”无不自以为是地在横加教育、指责、指点着“俗人”的这也不能，那也不可吗？他们还道貌岸然地，自有作为而不可一世。
我独异于人，我是与他们这些众人不同，
而贵食母。而必须正视这千古流传，且是由统治者一人所造成的荼毒风气，并且揭示它，而告喻所有的人。这才是寻根溯源。（贵食母）。
噫，这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社会形态的巨画，居然定格至今！在这幅巨画中我们看到了三个主要的场景和一个辅助能动及不断加剧的一个动态：
有习惯风气造就“逼迫”到众人溜须，违心、赞扬歌颂的场面，当然也隐晦告知而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冒犯的惨烈；只十六个字就高度浓缩了，传说黄帝出现以来全部的过去！这离老子所在的当时已当两千多年的历史！
简单的十二个字，就勾描出众人的兴高采烈，自以为是社会宠儿的欣然自得，自我陶醉，自娱自乐，无忧无虑的尽情享受，这才是是统治者所看到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更是统治者存在的自以为是的基石！
“俗人昭昭，俗人察察”八个字就勾勒出，茫茫人欲的无边苦海，高度扭曲了的社会疾风。
虽然谁都知道“人民的伟大”，但都频频指责、教育、强治、越治越不成样子的不断加深加剧的动态情景！
“我”呢？却是解释这幅巨画的画外音：揭示了这远古以来还看不到尽头的荼毒的社会风气，人欲为患的无边苦海和腥风血雨的现实；看到了众人有余、有以、有持无恐的兴高采烈，乐而忘忧，从不为人民之疾苦操劳的鹰犬们的自鸣得意；也看到了，铺天盖地而不断袭来的频频教诲，歪理的泛滥以及人欲横流的普及；他能指责俗人的昭昭、察察吗？
在此章中，老子用了六个“兮”字，其中一个“兮”字指自己，其余五个“兮”字都指的是社会风气！“荒兮”指的是统治者所造成的风气，看似简单，唯统治者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实乃人欲横流之总根！由是，它造就了，直接或间接得到他“美”的庇佑的众人的蔓延，所酿成的铺天盖地的“礼”教理论的歪理的吹捧的泛滥（沌沌兮）；也就在他们不遗余力地不断导向下（累累兮）所引发的俗人无所适从的社会各个时期的瞬间景像；于是必造就争“得”更凶的无边的各式各样的茫茫人欲为患的苦海（儋兮）；形成疾劲的腥风血雨而不可收拾的社会现实（飚兮）。而这些又是好像人们所看到的“太平盛世、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无限美好生活情景且自以为是的“大治”之态！
五个“兮”字分两类：荒兮、澹兮、飚兮是定格的场景，沌沌兮、累累兮是不断涌现、变幻无穷的滚滚而来治人的歪理邪说的导向、说教，张牙舞爪、活灵活现！好一个“兮”字，乃画龙占睛之笔！
除了五个“兮”字外的另一个“兮”字，是老子自己，“我独泊兮”。此“兮”字的确如陈鼓应先生所说“显出和人群疏离感”，岂止是疏离，岂止是和人群疏离，而是和人们认识的疏离，是美与丑的对立！也的确是老子与人群的疏离，是古今上下五千年来和人群的疏离。不如此，焉有不识道者，不识老子者，人们也不会对《老子》如此陌生。
由是，我们丝毫看不到任先生加之的“老子自我贬低”；也看不到陈先生所说的“老子和人群的疏离感”；更看不到什么价值取向的不同。这绝不是“帽子”、“棍子”所能制服的社会现实。这是亿万万计的人民的生命、心血凝聚成的一幅历史定了格的巨画！光彩夺目，而辉映至今，中外无不如是！
同时，我们看到些小错误，无损于这幅巨画。如帛书本中的“人之可畏，亦不可以不畏”的问题，就不是什么严肃而重要的问题，而只能证明的是：帛书本是当时的“官方本”的抄件：而我们所持之本，就带有战国期流传下来“社会本”。的色彩。而陈先生遵严先生所砍去的两句，倒使老子巨画而逊色，乃至玷污！这却是不能容忍的随心所欲的问题，否则，就是玷污、歪曲或背叛老子！
这幅巨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在于，她能检验，自我吹捧，自以为是的吹嘘！如，当今的美国，号称世界上的一流的文明强国，翻开它的历届总统的堂皇的演说词，看看他们的政绩，无不是在：捍卫总统的权威，强化小人的自鸣得意，维系俗人的昭昭、察察。仅此，他们还有什么？哪一点先进？哪一点文明？只不过是文明野蛮的继续！人类的前景向何处去，这摆在一个真正为人民作想的每一个有心人的面前！
历史是前进的，世界也要向前进，从人类的野蛮文明，到文明野蛮，必定走向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只能是俗人的昭昭、察察，变成甘其食、美其服、安共居、乐其俗！
综上，乃个人之愚见。望陈、任二位先生及方家指教。
2001年3月28日于北京清河
本贴由老子于2001年3月31日06:53:10在乐趣园〖儒家论坛〗发表

作者: 白云生 时间: 2003-4-5 17:59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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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四）
——杂感、杂议兼及道的皮毛
一、“十多年来，中国哲学举步维艰，已陷入困境。”“人们非常不满于贫困的哲学现状，睁大眼睛，企盼新哲学的诞生。”当这一串文字进入我的眼帘时，我简直吓了一跳，之所以被惊吓，乃我长期居于闭塞之中所造成的，不知窗外之天下事也，这是我翻开《学习与探索》内所载的《未来哲学是心灵哲学》的开头语。细心读来，却对它的杂合论点、结论，以及与马列的揉合又大失所望而欲弃之。但其中有一句“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的各种思想冲击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什么“断裂”、“贫困”、“无用”又使我默然而愤然。但无言以对，只能自我解嘲：后生可畏也。
当我翻开《中国哲学史》今年第一期时，看到了任继愈先生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我又感慨万千。这位85岁高龄的老人，还在为“民族精神”而奋斗，无不为之此种“自我精神”而肃然、鼓舞、欣慰。细读至尾，俯案沉思……是赞之？誉之？尊之？爱之？怜之？恐之？畏之？惜之？哀之……百味其中，鼻子一酸，居然泪已盈眶，不能自已，离案出门，转了转，久久不能平静。良久回案再读，全文并无新意（严格地说）。但可看出他老人家晚年的自我反思力还是极盛而不见其老；自我把握“玄之又玄”的功力还在，只不过他老人家自我意识不到而已，这是任何人要认识问题所逃不脱的。（因他老人家对“玄之又玄”的解释是不着边际的深远，落入首解者的圈套之中）。虽然个人在上个世纪末，专程欲去拜谒我这位未曾谋面的启蒙之师，无奈他的几个“看门人”巧妙而无伤大雅地要我留下信和地址，等候联系而推诿了，至今已是四个月。鉴于他老人家如此高龄，我只有衷心地祝福：愿他老人家长寿安康，殷切地祝愿他老人家，能在“玄之又玄”的进程中“坐进此道”，使“哲学泰斗”的头上增添光环。但对其认识的不足，也绝不能苟同，当促师之进也。
再读该刊后面陈鼓应先生的力作，还是那副壮劲，还是按已识之认定（又受楚简的影响），孔子师于老子道儒一统观（新的）而侃大山。学识渐渊。虽六十有七，还是不减当年，“自由”犹存，风华正茂，我师之壮乃我之幸也。
叶先生的“传统”又把我拉到他的文章之中，“统”要“传”下去，其意离老子太远。不过叶先生的所谓“真实能力”、“庸才”之言外之意是：富家子弟才有哲学研究一说，使我羞愧难奈，无地自容。我一贫如洗，身在山野，居无定所，毫无资格挤在哲学中胡闹。现也是寄人篱下，艰难渡日，提心吊胆，岂敢妄言，形如野人，俗不可奈。倒真使我意识到哲学的严肃和残酷。
翻开《学术界》，看到长江的熊铁基先生，与黄河的张京华先生的“斗嘴”，也只能哑然。不过其中透出高峰先生的一句：“今天讨论的‘道家哲学’，仔细看有时意是一大浑沦”，使我为之一震。平静下来再看，“有时”二字杂在其间，是我大惊小怪了，且又是“道家哲学”与老子何涉，似可不理，任人侃去。
回想到今年四月六日《北京晚报》上，庞朴老先生的通俗文章，倒是庞老先生给读者“弄得”“一头雾水”，但这绝不是庞老先生的良好的主观愿望。
上乃个人“清明”后，读些少论述的杂感，愚笨之至。
二、乱语无绪，且不着边际。但究大家之实情，乃不识老子之道所致。“道”，谈何容易，它牵涉到方方面面，乃至人们认识所能及的各个角落。老子的“道”，乃是乾坤之说，当今世界还无有一人可过可及。即若是自己沐浴更衣，焚香顶礼，心诚之至，也可能是妄谈其“道”；看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信誓旦旦之拍胸顿足，人家也只能拒“道”于门外，谢绝进入大雅之堂。
中国历史上除伊尹首创“贞臣”之道起，老子乃是坚持“贞臣”之道之第二，后却无人再守“贞臣”二字，只以“忠臣”代之而大打折扣。能进入贞臣或忠臣行列的只有“智者”、“众人”。那么智者和众人只能效法伊尹和老子，舍此则无有多大能耐。这才是传统的文人传统，能传下去，能统下去吗？
伊尹只集中精力于“教子”，只重视“欲”、“非份欲”、“三风十愆”，之点滴的扩散；而老子却透过人间事把握住“人”与“治人”的矛盾变易，又承袭亶父的律己的德论，论述了“常道”一“德”，进而正面“教子”，这可是一大质的飞跃，这才是民族传统！
老子在民族传统中，只看到万恶之源，只起于“人民的儿子”，这是犀利的智慧目光，故才能深刻地透视社会，抓住根本。正因为老子能找到万恶之源，故而在当时的宇内万物之中，也在找源，由是他认识了“道”（诚然，从老子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有关“道”的论述，并不始于老子，但把“道”用在万物之源上，又始于他“字之曰道”。）显然万物之源的“道”是包容“常道”的，也就是说“德”仅是“道”的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就定义为“德”——“常道”。
所以，老子在全文论述“常道”后才又论及“道”，故长沙出土的帛书，才是逼近老子之真意的抄件（《德经》在前），这才是近于《老子》原形的“官方本”。
故此，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无任何理论上的论述，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明：道，可以称之为道的，就不是常道；或译为：道不是常道；或释为：道不是德，但包容德，德仅是道的一个方面。
而人们在看到这六个字时，开始了不着边际的玄乎！什么“可以说”、“不可以说”、“说不出来”……等乱七八糟。说不出来，说不清楚，干吗要说它？既然说不清楚，那只能愈说愈糊涂，也更证明自己的糊里糊涂。无怪乎我的老师晚年的《题字》判了“道”的死刑：“道可道也道可循也不可道非道也不可循亦非道也”。这个《题字》和原来《新译》中的解释略有不同，但还是和众多识者一样，不明白老子的道。
三、略谈“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仅五个字，可是阐明的问题却不少，现就个人的心得认识，仅粗谈其部分。
历来的偏见，只认为老子的道是独一无二的，绝对单一而无偶的，这是奇而怪之的偏见。这是因为，人们仅仅只局限于文字的字面意义和对老子文中某些句子的错解，误以为反是指自我偏见中的相反和循环复归而已。从未正面把反与道联系起来，对立起来，成为一对忠诚的伴侣。于是乎也就仅囿于在道是向相反或循环的两个方面而运动着的。诚然这有一定的道理，（只停留在初级识老的进程的起步之中），但不是老子的真义。所有的存在均有偶，道岂能例外，那样我们就毫无必要来认识老子的道了，君不见老子曰道曰大曰逝曰远曰反，何况还有反者道之动。
顾名思义也可知：道、大、逝、远、反其义一也。且可知大、逝、远是道与反的相同之内含。这犹如任一存在事物之两极为道和反一样。即若是某具体存在，不仅是某存在事物的两极，也是该存在内的偶，道与反也。
何谓反，反就是道的运动。何谓道，道者万物之奥也。万物之奥在于何，反者道之动也。看来有点同义反复，实则老子义亦明也。因除道与反之外，无有它名可释万物之奥也。显然，既然道那么重要，但离开了反，道则什么也不是了。反是道动，道动才是反，这明摆在这里。道不动，反没有；道不动，道也乌有也。
显而易见，道与反才是一对宇宙中最基本的对立统一体。只有道与反，也只能是道与反，才能是绝对的存在和相对的存在所必须具备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宇宙中的一切存在都概莫能外。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但别忽视了，还有一个隐在的反的对立统一规律，与此律同在并在。这恐怕是现代辩证法工作者所忽视而未发现的，可老子早已指明了，反者道之动。当知对立统一规律发生作用时，其支撑它发生作用而“动”的还有一个反的对立统一规律也。
不是吗，有作用，就有反作用；有运动，就有反运动；道动，反必动；规律动，反规律也然，且不能同步，（这是后话）。
同时，反也不能直观地仅限于相反和循环复归上，也不能让反停留在与道为偶之上，还要进一步去认识反。否则，就不是老子的哲学，也不是老子所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的自我约束之所具备的品德。
反者道之动，也就是说，反就是道动，就是动。何谓动，动其意多（在老子眼中）：如生、畜、形、成、长、育、亭、毒、养、复、不有、不恃、不宰……然而，可一言以敝之：变也、易也、变易也。虽然，这里说的是道动，但这就是反，是反的含义。
另外，我们可知反者道之动，也还有偶，有这五个字的新反。因为反者道之动已是浑然一体之动，当有新反也。此新反就是道者反之动。只有道者反之动与反者道之动，才能互通为偶。且也明白反之动为道，道之动为反。进一步不难知道：道之道为反，反之反为道。由是，道、反、动其意一义也，这与道大逝远反其义一也一样，都落脚在动上，都必须动。
任一存在的动，都是对该存在的变易。任一存在的变易，都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一存在瞬间必动、必变易、必否定自己。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在区间的位置上，该存在瞬间必否定自己。任一存在不能不变易、不动、不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才有时间。从时间上来看，只进不退，瞬间前就是该存在的历史了；任一存在不能不变易、不动、不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才拥有空间，该存在瞬间都必在区间内有位移，才能使空间成其为空间，表现自己而拥有存在场所。这在宇宙内不论是绝对的和相对的存在，都无不如是。
由是可知：动、变易、否定，才是道的本性，也是反的实质。也就是说反就是否定，虽然道与反其义一也，但否定与否定绝不能为偶。故只能说道是反的否定，反是道的否定。那么，我们面对道与反这对情侣而言，当反是否定时，道则是否定之否定也。否定之否定是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习见的肯定。
噫！肯定就是道，就是老子反复指名的道，就是强字之曰道的道。这是老子“预设”的吗？这是神秘莫测而玄乎的吗，这是起步的识老者万万想不到的又百思而不能及的。
由是，反者道之动，可写成否定者肯定之动也。这是什么，这就是辩证法的又一基本规律，且比当代辩证法工作者所识的还进一步，认定了肯定必动，否定必动，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都必须动，绝不仅是“否定之否定”。
显然，简单的五个字反者道之动已经揭示了两个基本规律的同在并在了。别忘了还有一个隐在的反的肯定与否定的基本规律和那个反的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同在并在，因为反者道之动。
何谓动？动者：变易、否定，当然还包括发展。既然道与反均处在动态之中，都有自身的变易、否定、发展，也就是都有游弋似的变易、否定、发展。也就是有量的增加减少的变易、否定、发展，且是瞬间都必须进行的。这就有道与反的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游弋、变易。当此存在内的道与反的游弋、变易不足以破坏原存在限的允许范围之内，则是该存在自身限内之变易，这是必然现象，且是任一瞬间内的必有现象，无一例外。然而，当大小多少强弱的道和反的量变突破其该存在允许的量变限的范围之外，将会成为质变，故使该存在不是该存在了，成为新的存在。也就出现了质变、突变和飞跃，当然也必包括“破坏性”的渐退、倒退或裂变。显然，这对于该存在来说，是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换言之，这就是过极、过限、过度之后果。（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就是宇内最初也就是宇宙内绝对零时时的瞬间初始，也是绝不例外的必然现象。显然，要嘛自然科学的大爆炸理论错了。要嘛就是老子的认识错了。二者必只有一个是对的！可惜的是辩证法工作者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自己所信仰的辩证法）。
诚然在老子所处的历史时期，自然科学不会像今天所具有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那时人们仅限于直观的日月星晨，山川河海，有限的生命，动植物群体，和当时的人类社会本身。因此，老子侧重于不过极，不过限，不过度之希望之上。故而，老子慎重地以哲学的眼光补充：弱者道之用。
弱者道之用，正是人们针对质变量变规律的必然关系所必须正确对待的选择。弱者道之用，就是在今天的现实之中，在人们所能涉及到的一切领域内，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论是什么样实践着的人（包括科学实验工作者和极其普通的任何人）面对自己的“对象“，都必须注重到弱者道之用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正确把握。否则将所是甚微或适得其反。因为弱者道之用是把握量变的准确描述。当事物涉及到人事时，必须慎重地把握住量变的必然性。为了人为地保证一定的事物的旺盛的发展趋势，也就是把握住生机，保持旺盛的发展时期，达到预期的目的，岂能不注重于弱。由是，这也就是自觉自为的处于发展阶段的严肃问题，也是环境对客体（对象）的影响问题。
由上可知，反者道之动，就提示了辩证法的三对基本规律的统一性、完整性、不可割裂性。弱者道之用补述了质变量变规律的如何把握。两千多年前的那时候的老子，真是慧眼金睛，但还恐人们所识不到又做了不少加注。这里就暂略。
是不是上述已经说完了反者道之动呢？没有。虽然这已经指出了客观世界的任一存在的本质问题，但还不够，很不够。因为仅仅知道了三条规律和隐在的另外相对应的三个规律外，面对大千世界去认识，还差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没解决。这就是方向问题。客观世界的方向问题，也就是道的另一方面——限的问题，极的问题，度的问题，也还是反的问题。
反者道之动，不仅仅揭示了前述的偶、否定、发展、变易，反还是道的限、极、度、制、决定。这并不难，当道是肯定时，反就是否定；当反易位成肯定时，道则必是否定。也就是说，反制约着道、限制着道、决定着道，是对道的肯定，或曰之为是对道的否定之否定。由是，限制，决定也是反的另一种含义。这将接触到十分有益、有趣的问题，这是后话。
综上，仅是对反者道之动作了肤浅的一般探讨，而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先生，只滞留在初中级认识的境地。在这个一般探讨之中，都显得不足，只是猜到了辩证法而已，特别是方向问题更显得不足。无怪乎他自限在恶无限之中而大画圆圈，而又回到绝对观念上去。
马克思对这位大师的“合理内核”的移植，深究不多，并不是从某一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也不是从某一类事物抽象出来，更不是从全体事物中抽象出来，故而居然无所有进；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草稿中就暴露出许多弱点，但毕竟是草稿；列宁学习辩证法颇有独到，但学习方法不足，仅是用导师的概念，在自我发挥，虽自己也在总结辩证法的“众多规律”，并立愿要搞本小册子，但愿亦成空；斯大林迫于实践（战争、建设、自己的威望）的需要，致力于“斗争”，使辩证法走上了简单化；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后，前苏联居然害怕当时而十分可怜的“否定之否定”半截子规律，提出异化，扬弃而代之。另一方面，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又在极力捍卫辩证法的权威性。无怪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前苏联哲学代表团去德国参加哲学会议时，《世界报》嘲笑而挖苦：辩证法不能取得科学真理法官的宝座，就没有什么营生可干……
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自己，上世纪中叶居然从简单化上升到“我就是辩证法”的境地。痛乎，不痛乎？如何能再认识人类认识之瑰宝——辩证法这个哲学的内核，这可是任何有责任心的人所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2001年4月12日于清河

作者: 旗峰居士 时间: 2008-4-17 17:00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唬——！终于读完这个长篇大论。
将“韦编三绝”解释为“《炜编三绝》”，颠覆了传统认识，而且理据不足。其它许多注解，过于臆测，缺乏论据，也并非古书、古文字原义。认为《老子》一书是为了教育统治者——周幽王而作，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的大前题。这个倒是很有新意，我也一定程度上赞同，具体理由下面再说。其它许多历史认识问题则多有偏差，思维有点混乱。
《老子》一书的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教育对象是统治者还是普罗大众？恐怕不好定论。时至今日，《老子》一书中的言词、观点、哲学思想，对普罗大众或者智者还是有许多借鉴作用。古人好音乐，“乐”为当时六艺之一。然而老子时代“礼崩乐坏”，乐治已经无法教化世俗民情。当时有几个嗜好重乐黄钟大吕的诸侯也为此而亡国，因此老子就违心地发出了“五音使人耳聋”的感叹。由此而论，老子作《道德经》实在是总结历史经验，有劝告当政者的意味。
“太史”这个职位很特别，它有点象后世的编修史官，但又带点监察御史的味道。不过后世“监察御史”的作用是监察针对官僚、视察民风民情，而上古“太史”的监察对象却是天子、诸侯等统治者。因此当赵国蔺相如取陶罐威胁秦王时，“太史”也不得不记上这令人羞愧的一笔，而作为国主的秦王竟然无法阻止史官的记录行为。后世汉武帝对“太史”司马迁处以腐刑，也无法阻止司马迁的如橼巨笔。这就是“太史”对当政者的监察作用。要想青史不留骂名，行政上就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太史”之巨笔。可惜后世史官权力下降，失去了监察当政者的权力。老子若是规劝周王，实在没必要采取这种隐晦的行为。而孔子一生“克己复礼”，复的是周公旦的儒家之“礼”，并非伏羲、神农之“礼”。原文作者的论述，事实上显然为老子的“愚民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辩解。

作者: 陈光柱 时间: 2008-4-18 08:56
标题: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
回帖：
这篇文章在贵坛已经很久了。当我收索到时，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在贵坛还是“新”作。
如果，先生愿意，请去看一看拙著《归钰》——今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的书。
要学习《老子》，必须知道很多有关的史实，同时也必须知道老子是怎样一个人？凭印象、凭口口相传的言说，凭一知半解……都不能学习《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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