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陽真道人 于 2011-10-26 18:57 编辑
当前攻击的目标「中国」 阳真道人笔 2011-10-26 美专栏：美紧咬人民币 虚伪 2011年10月12日 （中央社台北12日电）彭博社专栏作家裴斯克（William Pesek）今天撰文指出，吵了又吵的中国货币议题，说穿了就是「虚伪」二字。
裴斯克写道，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上周表示，人民币「阻碍了本应更为正常的全球经济复苏」；但中国社会动荡的风险也正攀升，补贴出口是明显的因应之道。
他认为，美国人应该怪罪身边和洪博培（JonHuntsman）一样的人、聚焦贸易机会，并重新发掘美国创业精神。
美国企业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简直令人张口结舌，而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洪博培又是个中佼佼者。他誓言创造数百万就业，还夸耀自己精明的生意头脑足可保证政见不黄牛。
裴斯克指出，洪博培之父创建的化工巨头亨斯迈公司（HuntsmanCorporation）坐拥的钜富，有部份可说是「中国制造」，却刻意淡化中国廉价劳力的角色。中国是亨斯迈公司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市场。
从柏南奇和中方竞相出招，也看得到虚伪。他引述新加坡LGT集团南亚投资策略主管葛罗斯霍奇（SimonGrose-Hodge）表示：「压低美元明显是美国政策，所以他们没什么资格带头开炮。」「就算中国操弄汇率，人民币升值也不能把企业自愿输出的工作还给美国。」
关键其实不是汇率，而是贸易机会。如果中国的成本上升，美国企业只会把工作移到印度或越南。
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经济师赫尔（Galina Hale）和哈宾（BartHobijn）最近的报告指出，许多人相信「中国制造」主宰美国消费，事实却非如此。美国消费者在中国产品上花费的每1美元，都有大约55美分是付给美国服务，只有少部份流向中国，进入中国劳工口袋的更少。
可惜的是，国会花在汇率上的时间，比更可能创造就业的贸易谈判还多。
裴斯克认为美国需要找回创业热情；是创业热情把美国推上全球第1大经济体，也催生了美国最顶尖的企业。
欧巴马今年稍早把中国的崛起喻为另1个「史泼尼克关头」（Sputnikmoment）—1957年前苏联发射全球第1枚人造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令美国紧张气馁。而苹果公司（Apple）共同创办人贾伯斯（SteveJobs）之死正好提醒我们，美国创新家多么深受爱戴。
裴斯克在文章最末表示，如果有人还认为单单靠汇率就足以重建美国繁荣，就得再去好好想一想。
（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内文节选
枪打出头鸟
在冷战之后，对美国来说，最强有力的挑战来自于她的盟友日本，日本在世界贸易和银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在军事保护者—华盛顿的眼皮底下，日本在战后时期小心谨慎地建立起很大的经济实力。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被认为在世界上具有领先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人们在讨论「日本可以说不」和「日本经济挑战」。美国的银行则陷入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工业变得负债过多且竞争力下降。这对建立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来说非常不利。当然，布希政府清楚这一点。
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如武者小路公秀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模式的特殊内涵—「日本已经工业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他指出：「她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版本的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建立在某个正式概念的基础之上。她只是选择性地接受了与国家、经济财富积累和专家治国的理性主义有关的概念。」简单地说，作为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与中国和苏联的平衡，日本模式可以被允许存在，但对华盛顿来说，一旦冷战结束，日本模式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日本很快就会认识到。
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任何国家像华盛顿以前的敌人日本那样，更加忠诚和积极地支持雷根时代的预算赤字和过度开支。就连德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表示支持。在日本人看来，东京的忠诚，对美国国债、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慷慨购买，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到了回报，这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金融崩溃。许多日本商人私下认为，这一结果是华盛顿为削弱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莫斯警告说：「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经济集团正在形成……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对于苏联，日本有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1985年9月，七国集团广场协议的官方意图是：使估价过高的美元回到一个可以控制的水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华盛顿对日本央行施压，迫使其采取手段，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贝克-宫泽协议一个月后，在广场协议和1987年2月的卢浮宫协议之间，东京同意「采取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对外盈余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已经搭好了舞台。
由于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华盛顿因此可以对日本施加较大的压力，而且它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支持下，华盛顿罗列了日本的「敌对」贸易活动，而且要求她作出大的让步。
到1987年，日本央行将利率降低到了2.5%的低点，此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降低利率是为了鼓励更多地购买美国商品，但是没有成功。作为替代手段，这些成本低廉的资金很快找到了赚快钱的出路，投资正在上升的东京股票市场，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尽管日本国内的经济得到刺激，但是，最重要的是日经指数和东京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作为随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预演，东京股市的股票价格一年上涨了40%，而东京以及其周边地区房地产的价格也跟着上涨，涨幅在某些情况下达到90%，甚至更高，就像一轮新的淘金热席卷日本。
在广场协议出台的几个月内，日元大幅度升值，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的出口企业为了弥补日元对出口价格的影响，纷纷把资金转向金融投机，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外贸销售带来的贷币损失，这就是所谓的「财技」。日本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中心。在新的国际资本规则下，日本的银行可以把它们持有的关联公司，即综合商事集团系统的长期股份作为银行的核心资产计算在内。随着这些公司股票票面价值的上升，银行资本也随之增加。
到1988年，股票泡沫继续膨胀，世界上最大的10家银行全部都是日本银行。日本资本渗透到了美国的房地产、高尔夫球场和豪华度假村，进入美国政府债券甚至更具风险的美国股市。日本人很快将膨胀的日元投入了美元资产，从而助长了乔治布希成为总统的野心，他在1988年继雷根之后成为总统。纽约金融家乔治索罗斯这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日本凸显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强国的前景是很令人烦扰的……」
但是，日本人对成为世界金融巨人的欢欣鼓舞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膨胀的日本金融系统，与受到货币冲击的银行一道，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和房地产泡沫之一，在广场协议之后，日经指数在三年的时间内上涨三倍。房地产价值也随之上涨，这间接反映了日本银行贷款的情况。在日本经济泡沫的高峰期，东京的房地产总值换算成美元甚至比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总值还要高。东京日经股市所有股票的名义价值占世界股票价值的份额甚至超过42%，至少在票面价值上来说是这样。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1989年末，随着在欧洲出现的柏林墙倒塌这一信号，日本银行和日本财政大臣开始采取谨慎的努力来慢慢缩小令人担忧的日经股票泡沫。一旦东京开始对投机热潮降温，受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主导，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开始使用异乎寻常的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它们的干预使得已经有序降温的东京市场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在东京股票市场的这一进程中大肆卖空，赚得盆满钵满。其结果是，日本当局打算采取的缓慢、有秩序的调整想法已经没有了可能。
到1990年3月，日经指数已经从顶点下跃了23%，股票市值缩水超过一兆日元。日本政府的官员们私下里回忆，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上，日本提出资助前苏联经济重建的建议引起了激烈辩论，遭到了华盛顿和布希政府财政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那次会议可能是华尔街攻击东京股市的投机行动的一个幕后原因。他们只猜对了一部分。
日本大藏省提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需要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资在新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上，大量的日本的外贸盈余不像美国人所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日本为改造前共产主义经济提出了著名的MITI模式。华盛顿对此缺乏热情，并不关心。在MITI模式中，政府在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模式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苏联解体时，许多国家开始转向日本和韩国模式，以作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当冷战即将结束时，这是对华盛顿计划的一个主要威胁。
布希政府并不急于接替日本成为重建东欧和苏联经济的主角。对待冷战时的敌人，华盛顿有自己的打算，而且由日方资助成立日苏经济集团并没有列在日程中。为了重夺主动权，1990年初，布希将他的国防部长迪克.钱尼派往东京，「讨论」大幅度削减美国在亚太周边缘地区的驻军问题，这个议题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足以让日本对军事安全的担忧上升。钱尼勉强遮掩的勒索访问，紧跟在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月对西欧、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之后，首相的这次访问是讨论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议题。信号是明确的—「照着华盛顿的话做，不然你的安全问题就得不到保障。」
当年3月，与美国总统在棕榈泉会面的时候，日本首相才明白了美国的意图。日本不是要在东欧与美元竞争。在数月内，日本股票的票面价值已经缩水了将近五兆日元。日本公司遭到严重打击。在东欧再也听不到日本会对美国的金融计划提出挑战的说法了。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宣布了日本模式的终结。私下里，东京的政治家们经常使用一个关于大雁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只飞在前面的领头雁，而其他的东亚小国家就跟在它后面。到1990年，华盛顿已经使得这只领头雁严重受伤。现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跟着这只雁后面的那些大雁—小虎经济体作为它的美元新秩序的第二阶段任务。
日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争论可以在《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5月号p46）中找到。华尔街派生行动加速了东京股指的下跌，对此进行的说明来自于没有被记录在案的市场参与人士对作者的谈话。1990年1月，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美国冠群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大卫。赫尔对当时华盛顿的日本政策表现出的奇怪冲突进行了评论。赫尔的观点是：美国财政部要求日本对资本市场实施自由化并废除金融管制……美国必须认识到，在雷根执政的最后年月里，贷币政策引发的日本资本膨胀部分地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加上东京市场自由化的速度太快，可能在无意中导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机。
杰弗里.米勒详细说明了从广场协定到东京泡沫破灭等一系列事件的后果，非常有帮助。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威胁，查尔斯.约翰逊以一个在美国的顶级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给出对美国观点的简单分析。另还可参阅武者小路公秀的关于亚洲危机的起源，东亚经济的影响的官方报告见，劳伦斯关于亚洲危机起源的文章「美国霸权与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起源论坛提交文章。
射杀亚洲虎
日本模式是一种成功的模式，是对美国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教条的挑战，摧毁日本模式的第二阶段任务就是破坏东亚经济圈。日本模式，就像华盛顿瞭解的那样，并不只存在于日本国内。在战后，它已经滋养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就是亚洲四小虎。
东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崛起，要感谢日本的国家开发援助，大量的私人投资和通商产业省的支持。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实际上，80年代这一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日本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位置，日本企业把它的制造过程外包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由于这些东亚国家与日本经济的紧密联系，它们在亚洲商业圈内被称为日元集团国家。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模式来说，四小虎经济是一种难堪。它们很好地融合了私有企业与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市场说法是一个威胁。只要建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基础上的四小虎经济模式获得成功，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就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极端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年7%～8%，社会安全感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得到了国家指导纲领和计划的有力支持，尽管这也是在市场经济中—这是一种仁慈家长式的亚洲市场经济模式。相对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亚洲四小虎经济更有可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美元自由市场体制的障碍。
1993年伊始，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在日本银行忙于应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崩溃时，华盛顿的官员们开始要求东亚经济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此前，金融市场受到了严格控制。双方对此争论不休。以前，作为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一部分，除了允许外国资本投资于生产制造业外，无债的东亚经济体避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或外国资本。现在，它们被告知，要对外国资本和短期外国借贷开放市场。在「公平竞争环境」的花言巧语面前，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私下里在想，华盛顿到底是在讨论板球还是在谈论它们经济的未来。它们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一旦放松对资本的控制和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出，韩国和其他四小虎经济体将遭到突如其来的外汇冲击。从1994年开始到1997年5月泰珠被攻击，这期间的结果是形成了奢侈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资产的投机泡沫。
在东亚国家对投机行为具有足够控制力之前，一旦对外国资本开放，对冲基金就会开始攻击。这些秘密资金的攻击目标首先锁定在最弱的一个经济体—泰国。以来自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银行集团的秘密基金为武器，美国的投机者乔治.索罗斯开始了秘密行动。他们把赌注压在泰国会被迫让泰铢贬值，而且使其与美元脱钩。量子基金的总裁索罗斯，老虎基金的总裁，据说也是长期资本管理对冲基金的总裁朱利安.罗伯逊，该基金的管理团队中包括了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大卫.穆林斯，发起了对泰国货币和股票的一轮大规模的攻击行动。6月，泰国就已经放弃了抵抗，泰铢动摇了，而且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对冲基金和银行乘胜攻击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然后是韩国。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却令当地人民在经济混乱和贫困中挣扎。
查尔默斯.约翰逊以直率的语气描述了这波攻击的后果：「这些基金轻松强暴了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然后它们又把目标指向了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庇护下还在颤抖的幸存者，它们不是为了帮助这些受害者，而是确保在这些遭到打击的国家里西方银行不要被不良贷款缠住。」
欧洲的亚洲研究专家克里斯滕.诺德豪格对克林顿政府1997年的东亚政策进行了总结。通过此前由华尔街银行家罗伯特.鲁宾领导的新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林顿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东亚新兴市场被锁定为进攻的目标。「美国政府积极支持多边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金融自由化，」诺德豪格指出。「只要……锁定东亚市场的战略实施得当，美国政府就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这个强大平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以及体制改革。」
亚洲危机对美元的影响是显著的。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安德鲁.克罗柯特指出，1996年东亚国家总的流通账户赤字为330亿美元，随着投机热钱的流入，「1998～1999年间，流通账户余额扶摇直上至870亿美元」。到2002年，达到了2000亿美元的最高值。这些盈余资金中的大部分都以亚洲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了美国，有效地资助了美国的政策。日本大藏省为了控制危机的蔓延，提议建立一个3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华盛顿明确表示不满。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即将成为美元的另一个管辖领域。美国财政部长鲁宾委婉地称其为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纽约：基础书局，1997。）布热津斯基是在华盛顿权势集团中久负盛名的战略家，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并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任过职，包括给老布希当差。该书对瞭解美国的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强调： 对美国人来说，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区是欧亚大陆……控制欧亚大陆，就控制了世界上三个最先进、经济最具活力地区中的二个。扫一眼地图就会发现，控制住了欧亚大陆，几乎就可以自动控制住非洲等边缘地区，并把西半球和大洋洲等地缘政治的外围与世界中心大陆挂起钩来。大欧亚大陆占世界人口的75%，全世界物质财富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这里，或是掌握在企业手上，或是埋藏在地下。欧亚大陆占世界GDP的60%和已知能源储备的四分之三。
麦金德的解释可以在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著作《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找到。该书于1919年在纽约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麦金德在他的文章「完整的世界与和平的胜利」中，提出了战后地缘政治的建议。该文发表在1943年7月号《外交》杂志第21册。这篇文章中，麦金德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统治战后欧亚大陆的战略，关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已经清楚地描绘了。
瓦解苏联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打击了日本经济模式，而且为了适合自身的利益重塑了东亚，但是，瓦解苏联，仍然是华盛顿政策的重中之重。
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紧随其后的苏联解体，华盛顿在争夺世界霸权的竞争中没有了明显的对手。在那个欢欣鼓舞的日子里，没有多少人对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国家表示担忧或提出警告。毕竟，她是民主国家，而且她是美国。由于再也没有来自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成员国，首先是美国，可以开始将她们每年达一兆美元的军费开支转移到民用上了。
一个和平发展、市场改革和资本主义繁荣的新时代，是前华约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梦想。但那梦想是短暂的。美国的权势集团正在准备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试图麻痹世界上其他国家，使后者得到一种虚假满足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欺骗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最大的一个骗局是，华盛顿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正在探索苏联威胁解除后的政策新去向。这一点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苏联解体是20世纪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很少有人瞭解，20世纪90年代早期，布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就已经对俄罗斯及其卫星国的未来进行了冷酷的算计。通过被迫进行「市场改革」，俄罗斯被带入美国的经济轨道。
实际上，俄罗斯将被美元化。至于怎样使其可行则是经过了复杂且精细的准备。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唯一的世界储备货币发行者的地位，所有的利益都留给了华盛顿。华盛顿的新俄罗斯政策的工具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此同时，俄罗斯将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以及北约东扩的包围圈中。当北约东扩完成时，对于任何潜在的、有可能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形成威胁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略同盟都将被制止。华盛顿的诡计是对俄罗斯的实力进行彻底瓦解，并让用核武器武装的莫斯科精英接受这一现实。
华盛顿的政策是经典的地缘政治，与几乎一个世纪前的哈尔福特麦金德爵士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麦金德曾经警告英国的精英：一个主要由德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组成的欧亚国家联盟，由于其地缘上的连贯性，对所有必需的经济原材料的占有，以及足够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的人口，将可能会使这个联盟具有成为世界一极势力的潜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陈述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腹心地带；谁统治了腹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全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计划支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腹心地带」，就像麦金德定义的那样，这种联盟将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在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华盛顿权势集团的战略家如兹比格纽.布热金斯基—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在几任政府中担任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最高职位，与季辛吉一道工作，并且在布希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顾问—公开承认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战略政策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一书中写道：「确保不出现可以支配欧亚进而挑战美国的欧亚挑战者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补充说：「在世纪初，麦金德以欧亚为‘核心区域’的概念引发了上述讨论。」
这个政策包含了识别任何潜在的、能够打破均势的国家，布热津斯基说：「美国要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弥补、选择或控制以上情形。」欧亚地区包括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财富，中亚、欧洲和日本的工业潜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资源。他警告说：「对欧亚地区的控制几乎自然而然地使非洲居于次要地位，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上成为欧亚这一世界中心的外围地区。」
随着冷战的结束，华盛顿是如何在如此迫切的需要上采取行动的，起初并不被其他国家所知晓。然而，前苏联科学院的俄罗斯战略思想家们却很清楚。他们仔细地研究了麦金德和盎格鲁-萨克逊的地缘政治理论。但是苏联解体时，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市场经济和充满财富的美好前景已经转移了俄罗斯精英们的精力参阅比尔.布雷利在1995/1996年冬季版《外交政策》上发表的文章「欧亚：被误导的俄罗斯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活标准的急剧下降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在推动俄罗斯实施非工业化政策中的作用，却很少有人讨论，原因不言自明。格雷姆.哈德在1998年4月伦敦出版的《今日世界》上发表了「抢劫俄罗斯」一文，对寡头政治家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支持「公司主义」和「有罪的」资本主义，1997年9月11日出版的第308期《俄罗斯改革观察》对美国进行了批评，批评中详细列举了克林顿政府在支持丘拜斯和寡头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另请参阅阿拉斯泰.迈克唐纳的文章。1998年8月2日路透社发表了「俄罗斯政府赢得了时间，但问题实在太多」一文。作者对1998年危机期间涉足俄罗斯的世界大银行给予了较大篇幅的讨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后，很少有分析涉及华盛顿金融权力机构（包括美联储）与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之间明显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将冷战对手改造成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尽管不是没有风险，因为苏联的核武库仍然保留下来了。20世纪90年代，这只俄国熊也许在经济上已经破了产，但它仍然保留了一些核武器的利齿。重塑的过程不得不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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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对于目前世界上由美国主导的独霸局面颇有疑虑，前伊拉克总统「海珊」受绞而亡，利比亚总统「格达费」死于枪下。此二者都有一个共通点，可大量生产石油又无致命的核武自保。台湾、日本、南韩、泰国、印尼、香港等远东经济兴盛之地都受过程度不一的货币攻击。而日本已经被打趴在地二十年无法翻身。这些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美元」。「石油」以美元为结算标准，远东新兴经济市场以美元为「外汇存底」。
而当前的世界要让一个国家衰弱甚至灭亡有四种利器可用，那就是武力、石油、经济、粮食。
伊、利两国受到武力直接功击，至此已国破，又承袭者热于称臣于外邦而不觉有耻。
日本、台湾本是与美国经济热络的经济区域，但是都同样的对内部委靡不振的经济压力。
而「中国大陆」此世界上单一语言人口最大的市场，目前经济以几何式的高烧成长着，但是若以垄断市场的眼光来思考，为永远保持第一名的话，那么首先要功击第二名，但是老二若是身强体壮只是发育的比较慢，那么就喂毒给他令他成瘾使其永远依附着老大至死无法翻身。
国与国相处亦如人与人相处，他人若不以德相敬且含祸心而待之，当于此者急须事事慎防，又来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邻为壑何须手短」。面对此等无道之人又无能回避者，须止其凶焰勿助恶为强，掐其软肋令其心惊而退。
我族先贤遗留太上奥法，此法之妙因语言不可传，惟独以心传心，若我族文明消灭心法不复存，古埃及文明的灭亡就是当下我们所要谨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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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6 15: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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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6 16: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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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友你的食物令人羡慕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