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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OPE=全真居士|言信|威望由 1 减少至 0|你其中贴有不能认可的地方|1140179572][watermark]将此故事送给旗峰兄和所有在《漏尽阁》的东莞朋友：
    这是我在两年前写的一篇纪实故事，你也许读过，也许没读过。在故事的末尾部分，我写上了你的家乡——东莞的农村，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从那里出发，偷渡到了香港。说真话，我从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我听人家详细地向我描述过那里的情形，我记下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在那些人当中所发生的故事，但愿能感动你的心。
    当我记述他们故事的时候，我的心在流泪。现在，听我来讲有关你的家乡——东莞的故事吧。
                   [color=#FF7F50] 旧金山华人故事
                              —— 前右派分子姚成滨
                      一
据美国公布的统计资料中记载，有两个数据我记得最深。一个是，风景如画的旧金山市也是最适合人们居住的最佳环境，另一个是，旧金山这座城市所居住的华人一度高达200万人，接近旧金山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强。一个只会讲华语而不会丝毫的英语的大陆华人，他可以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生活一辈子而不会感到任何的不方便。
在旧金山的渔夫码头区的仓储区一带，距唐人街不远，有一家华人开办的小公司，名字叫“姚氏父子商务公司”。这是那种依附于海外华人家族产业而开办的小规模的家庭公司，专门做同中国大陆的纺织品生意，服装、鞋帽、手套、袜子、桌布、窗帘、直至餐巾、手绢等你能想到的一切纯棉、化纤的纺织制品。
姚氏父子公司是那种凭定单在中国大陆订货进口的中间公司，没有自己的零售商业点，只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仓储区，办公地点是一座老式的灰色四层小楼，每一层只有十三四个房间。在小楼的后面，是一排旧车间改成的仓储区，用来存放到港的纺织品集装箱货柜。业务繁忙的时候，姚氏父子公司的正式、临时的雇员高达到一百二三十人；生意冷清、接不到那么多定单的时候，雇员可以骤然锐减到二十多人，只占它鼎盛时期的雇员零头。当年，许多在斯坦福、伯克利、阿姆斯壮这些在旧金山附近的大学求学的大陆穷学生们，可能都曾有过在姚氏父子公司里打工的经历。
姚氏父子公司为初来美国大陆的大陆学生（一般都是有可靠介绍人的），提供简单的住宿和膳食条件，以打工抵偿食宿费用，并赚取一定的学费钱，直到你有能力在大学里站住脚为止。只要你不失去信用，只要姚氏父子公司还存在一天，姚氏公司会为你提供一切社会帮助和经济帮助，这已经是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了。当然，姚氏父子绝不是盲目的“善人”和“冤大头”，有失就有得，姚氏公司从打工者们身上赚取的剩余价值，足够它继续的维持下去，否则，它早就关门大吉了。
姚氏父子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上海，老姚名叫姚成滨，我认识他的那一年七十五岁，白发苍苍，衣衫笔挺，纺织机械工程师出身，是姚氏父子公司的主要决策人。小姚名叫姚克用，大学读的是经济系（我没有详细打听是什么专业），四十岁左右，但在公司的商贸业务中只起到助手甚至雇员的作用，对经营纺织品业兴趣不大，而对在中国大陆国内的投资建厂到有着浓厚的情趣，一年里的一多半的时间长住在中国国内，在旧金山的公司总部里反而很难见到。所以老姚常说，等到有一天，他再也干不动了，这家姚氏父子公司也就该关张了。
姚氏公司的雇员中间华人占到一半，以白领业务工作为主，另一半是各种的“老粗洋人”，白人、黑人和拉美人，大都从事保安、守夜、司机、装卸等蓝领的工作。老姚先生身为资本家，却没有一点架子，像模范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一样，每日早来晚走，尽职尽责，同每个工人、职员打成一片，堪称“三个代表”的优秀典范。
每逢华人的和洋人的传统年节，老姚先生以亲情为重，除必放假不算，年底还在唐人街上的“大上海”酒楼聚餐庆祝，按照中国的习俗为每一个人封上红包利市，求个喜庆，就连在公司里打工的穷学生们也一视同仁，这要是在国内，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天壤之别每每让人感到了心寒和歧视。
不仅这样，每逢中秋、春节这样大型的传统节日，老姚先生还将远离故乡的几个穷学生们，接到他的家里来欢度佳节。姚先生的家住在旧金山远郊的马林县，一片葡萄园和大森林的接壤之处，一座宽敞但朴素的乡居庄园，只有一位四五十岁的墨西哥的厨师张罗里里外外的一切杂务，使喜欢、也习惯于一向热热闹闹的中国人感到整个房屋和院落寂静得反常、可怕。我们知道小姚先生喜欢常住在中国国内，只有年节才回来陪伴在老父亲的身边，但妻子和儿女却习惯于住在大陆国内，很少回来，他们也屡屡邀请老姚先生回到大陆国内去过节日，但老姚先生宁可同陌生的穷学生们呆在一起，品尝充满辛辣气味的墨西哥餐，也不愿回到大陆国内去享受正统的中国餐。
慢慢熟悉了，我常常看到老姚先生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他宽大的书房里，默默地望着窗外满园的绿色植物，呆呆地思考。他如此能够习惯于寂寞，忍受孤独和寂静，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动不动，像石雕木刻的塑像一样，这也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心：他的前半生在中国大陆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是怎样来到的美国？
终于有一天，老姚先生对我敞开了他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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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姚成滨，上海人，祖籍宁波，一个大家族中的普通知识分子，一米七零的身高，在北方人这里属于中等的身材，在上海，在解放初期，属于中等偏高的个子，方面、浓眉、大眼，相貌堂堂，舞姿也很好，因为胸无城府，常常不由自主就带出了口风，在上海是著名的百乐门舞厅的常客，虽喜欢玩，但是不“花”，本质上是个喜欢接受“洋派”事物的规矩知识分子。仅此而已。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的政府在北京刚刚成立，姚成滨从上海的同济大学毕业，学的是纺织机械专业，被分配来到首都北京，加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纺织设计院，那时，正是新中国建国的初期，百废待兴，赶上了用人之际，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是来华的苏联专家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也是整个设计院里颇有名气的业务尖子，后来，他结婚了，妻子是无锡才女，天赋极高，也聪明漂亮，在设计院里同一幢大楼的另一个设计室工作，他们在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由祖父起名为姚克用，展现在他们一家人面前的，原本是一个美好、幸福、光辉的前景。然而，这一切在1957年那一年突然结束了。
1957年的夏天，天气格外的热，北京城里的反右高潮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炽热地步。那几天，父亲姚成滨唯一的儿子姚克用即将要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姚成滨为兴奋的儿子准备上学用的新书包，新文具盒的时候，没有一点先兆，他莫名其妙地突然就被所在单位纺织设计院的领导打成右派，之后，又被组织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进一步揭发检举，在突然“发现”了他有那么多的反党言论和反革命罪行之后，当即被组织安排接受群众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下一步，被领导公开张榜宣布定为最反动的极右分子，一点也没有迟疑，马上又宣布将极右分子姚成滨开除公职，准备同其他极右分子一起移交给专政机关去关押，集体送去劳动改造。
那一年的初秋，因为坚持不肯同姚成滨离婚划清界线，被押送上批判斗争姚成滨的大会一同批斗，出身于苏南无锡大家闺秀的妻子不堪受辱，实在无法忍受革命群众的这些没完没了的揭发批判和无限上纲，乘人不备，在一个傍晚躲开了看守人员的视线，自己悄悄的去了离家很远的陶然亭公园，在公园中心的小岛上，才女石评梅墓址旁边的一棵柳树上，姚成滨年轻的妻子用一根绳索彻底了结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那一年，妻子还不满二十八岁。
第二天，公园里清扫的人们才发现了尸体，又过了几天，在反复研究了之后，这个不幸的消息才被准许通知到心急如焚的姚成滨的耳朵里。当时，纺织设计院的革命职工们都在谣传姚成滨失踪的妻子是美国特务，已经悄悄返回了美国，正在向美国主子泄漏中国反右斗争的秘密情报。
姚成滨听到妻子自杀的这个悲痛消息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他一时间也几乎也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全部勇气，可是想到了年幼的孩子，他无论再多苦、再多难也要挣扎着活下去。
那一年秋天，因母亲的不幸去世而脑子受到强烈伤害的孩子姚克用终于没有能上成小学，远在上海家里的老父亲、老母亲都已经六十多岁了，刚刚退休了两三年，正打算在上海安享晚年，品尝温馨家庭的天伦之乐，冷不防接到儿子与儿媳的噩耗后，两位老人们不远千里赶到北京，前脚老泪纵横地送走去西北劳改的儿子姚成滨，后脚捧着儿媳的骨灰盒，把失去母亲的孙子姚克用接到了上海，从此同他们老两口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孤苦地生活。
     在那个革命革的人都要疯狂的反常年代，为了不给在上海年老的双亲和年幼的儿子增添新的厄运，姚成滨在监狱关押和在农场里劳改的漫长期间，始终没有能与家里通信联系，当他九死一生，成为劳改农场被刑满释放的留用人员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给上海的家里去了第一封信，这时已经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距他被强行押去监狱关押劳改，已经过去了整整的16年。
     得知在上海大沽路的家里发生了变化，原来在解放前老父亲买的几间私房早已经在文化革命的初期被街道的革命造反派全部没收，老母亲也早已经在那个非常的时期得病去世了，24岁的儿子在六年前到安徽的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因为不堪忍受饥饿和劳累，曾经偷偷的与其他的知青搭伴跑回到上海，看望体弱多病的老祖父，结果，被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当地公社知青办定为知识青年中不安心改造的坏分子，杀一惩百，被多次批斗。姚成滨在上海的家里只剩下七十多岁的老父亲，拖着病重的身子，独自住在长宁区华阳路一间只有八平米的斗室里苟延残喘，挣扎度日。
     知道了这一切情况后，姚成滨没有落下一滴眼泪，他已经再没有眼泪可流，这劳改的16年的时间里，他亲眼见到了太多的朋友、同伴们的不幸去世，见到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他的眼泪早就已经流干了。
     姚家的祖籍是浙江宁波的大家望族，在上海、杭州和江苏的许多城市都有他们的本家和分支，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在远处的南美，欧洲，还是在近处的香港，南亚地区，到处都有姚家在外面投资谋生的不少亲属故旧。在六十年代初那些饥饿的年代，姚成滨的父母与孩子住在解放以前就购买的大小四间木制的楼房里，依靠着海外连续不断的食品接济，在上海的姚家祖孙三人的小日子还算能够过得下去，甚至比身边许多的上海平民过的还要好，但是因福得祸，招致了邻居们的眼红，这也成为了他们祖孙日后的索命符。
     在他们姚家父子脑海的记忆里，如果说1957年还只是一个严酷愚昧的不讲道理的年代，那么1966年就是一个十足的野蛮残暴血腥的年代，在那一年秋天，当着姚克用的面，年迈的祖父被上门来自称是革命造反派的暴徒拷打虐待，祖母又惊又怕，积劳成疾，没有挺过那个寒冷的冬天就死去了。就在第二年年初那个春天，16岁的姚克用在他的人生中第一次作为小反革命，在汇文中学大礼堂的舞台上接受全校革命师生的批斗。以后这就似乎成为了一个惯例，成为每逢运动高潮他就必然要被全班、全年级、乃至全校的革命师生批判的一个反革命常规，一个固定的斗争靶子。
     在姚克用被迫上山下乡插队以后，换了一个环境，可是他并没有摆脱厄运，那些特别革命的造反派知识青年还跟在他的身边，他们还要在广阔天地里通过不断批判姚克用来发泄自己的怨气，证明自己的革命行为，于是，姚克用不幸又成为那类特别想踩着别人当官的革命知青的立功对象，不断地被揭发批判，他的“罪行”也在不断地随时间的变迁而积累发展，这种被时刻作为活靶子的情形，一直到他彻底摆脱了那个“广阔天地”，摆脱了那帮极端无耻的革命知青后才宣告结束。
     姚克用脱离农村知识青年的凄惨处境纯属偶然，1974年，年已82岁的祖父在上海去世，当时中国的政坛已略有松动，姚家在美国和南洋的亲属都纷纷赶回来送葬，可是近在安徽农村插队的姚克用，已经穷的连回上海的车票钱也拿不出来，只好用全国贫穷知识青年都用的方法，一段段扒车回到上海。等姚克用回到上海，祖父的遗体早已经被亲友们火化，想到祖父十八年来代替父母，把他一碗饭，一碗水的一天天喂大，抚养成人，想到十八年来最疼他爱他的人离他远去，再也不能复活，姚克用趴在祖父的骨灰盒上哇哇大哭，哭的几次昏了过去，一醒来还是接着哭，谁劝也不行。
     看到去世的姚老先生唯一的孙子像叫花子一样，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姚家在海外的亲属们一片哗然，在场陪同的上海市侨办的领导将情况紧急反映上去，没有过多久，姚克用作为特殊政策的受益者被批准回到了上海，体现上海市区组织上的关心爱护，姚克用很快还给安排到了一个街道的服装厂里，做上了人人羡慕的机修工，祖父去世前一直在居住的那间八平米的小房间，就成为姚克用在上海安家落户的落脚点。
父亲姚成滨也有幸在西北的劳改农场里遇上了一些好人，一些善良的人，农场的场长，以及直接领导他的管教干部都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他们看得出来姚成滨是一个落难的秀才，是一个从不会去伤害任何人的正派人，所以在1976年秋末，一听说北京粉碎了“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农场领导立刻支持姚成滨他们主动到北京来为自己的平反奔走，正是在这一次来北京的上访中，姚成滨认识了当时还是个皮革厂工人的楚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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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976年的10月下旬，一个气候依然很炎热的中午，北京那股刚粉碎“四人帮”后的热闹新鲜劲还没有过去，从永定门火车站一出来，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姚成滨就被四处节日一样的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景象吸引住了。算起来，从二十年前的那一天被赶出北京，他再也没有来到过北京，直到今天他才像做贼一样悄悄地回来了。为了节省下每一分钱，姚成滨没有舍得去坐公共汽车，他的肩扛着一个单薄的行李卷，沿着火车站前的马路边打听边摸索着前行。他过了永定门护城河上的水泥桥，这也是他已经越过了城郊的分界线，进入到城里的重要标志，他又沿着护城河向东面走去，就像有鬼魂在前面牵引着他前进一样，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懵懵懂懂来到了永定门火车站前面不远的陶然亭公园。
     1976年秋天的陶然亭公园，因为刚刚经历了那场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唐山大地震，两个月前陶然亭街道附近的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匆匆搭起的各种各样的防震棚，布满了公园的各个角落，公园的大门也无法再收门票了，只能由人们随意地进出，许多单位或家庭的房屋受损，还没有来得及得到修缮回迁的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只得把陶然亭公园当成了他们自己的第二个家。姚成滨暗暗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不用花钱，也不用提心吊胆地防备警察、首都民兵来查夜的旅馆。公园里便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穿着朴素单调，骑自行车驮着行李，手里提着暖壶、饭盒、脸盆等各种生活用品的人群，他那身劳改农场发给他的黑色衣裤在人群中就象是绿草中的一张枯树叶，一点也不显眼。
随着四处来来往往的行人，鬼使神差，使他信步来到了公园中心岛上他最熟悉的一个角落：石评梅和高君宇在陶然亭的墓址所在地。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他们夫妻二人刚刚结婚，在一次蒙蒙春雨中的游玩时，他们无意中被小雨阻隔在了这个地方，又在无意中发现了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墓址。早在上海读大学期间，他们就对石评梅不陌生，在他们不太多的文学藏书中，就有一本经常喜欢翻看的《石评梅文集》，一时间，他们二人不禁都为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崇高爱情所感动，久久说不出话来。不谋而合，以后陶然亭这个僻静的一角，就成为他们夫妻二人朝拜的“圣地”，也成为他们夫妻二人每年春天都要带着孩子来游玩的地方。
想着，想着，见物思情，冷不丁一想到往日朝夕恩爱的妻子早已远离人间，就丧命在这个距他近在咫尺的地方，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已经过去了二十来年，何时能见天日尚不可知，他们夫妻唯一的骨肉，那个苦命的孩子又与自己相隔数千里，天各一方，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疼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再也忍耐不住，一把抓起行李卷，转身蹲在湖边，面向着闪闪发亮的湖水，眼泪吧哒吧哒地落在湖边干燥的草地上。
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从他的身后默默无言地递过来一条白毛巾，是那种粗糙的，工厂里用于劳保配发的那种印有红色条文的最普通的白毛巾，他抬头望去，天色已经接近傍晚了，他的身后离湖边三米多远，是一家工厂搭的防震棚，几根胳膊粗的圆铁管子支在地上，围成一个不太规则的方形，从顶上到地面都围着厚厚的黄绿色防雨粗帆布，大约能睡十几个人。防震棚紧靠在湖边这一角的帆布被揭开一个大口子，可以看到防震棚里距地面二尺来高，架起了一层平平的木板以起到床的作用，木板上依然铺着一层厚厚的黄帆布，帆布上只零零散散地放着四五个卷起来的铺盖，一个瘦高的年轻人，与他的儿子年龄相仿，穿着一身被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正拿着一本书，靠在帆布被揭起一角位置的铺盖上。
姚成滨直到今天都清楚地记着，这个当时关切地看着他的年轻人粗眉大眼，长胳膊长腿，一副大骨架子，但显得很消瘦，也很善良。在床板上年轻人的铺盖旁边，放着一个粗糙的铁皮暖水壶，一个大的显眼的浅蓝色喝水杯子，一个他在劳改农场就熟悉的电工工具袋，一个里面装着饭盒和几本书的挎包。
     年轻人似乎在关注他而又没有在特意地看着他，而是在看着渐渐西斜的落日，象是怕吓着他似的轻声说：“你可以就睡在这里，随便在床板上挑一个位置，不会有人来过问的，我去打饭打开水，一会儿就回来。”
     年轻人把帆布棚又向旁边揭开了一些，让姚成滨提着行李坐了上来，然后将那个特号大茶缸里倒满了热开水，留给了姚成滨，自己提着暖水壶和饭盒，沿着公园的便道向园外走去。临近傍晚，陶然亭公园里渐渐热闹起来了，显得熙熙攘攘，四面八方的防震棚周围，晃动着晚上从外面要回来睡觉人们的身影，太阳的余光在湖面上一闪一闪的泛着耀眼的光芒，说话声，谈笑声，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到耳边，让人既觉得十分的亲切熟悉，又觉得十分的遥远陌生。姚成滨来到湖边，低头在湖水里洗了手和脚，回身坐在木板搭成的简陋的床上，背倚在自己破旧的行李上喝着大茶缸里的热水，不由得从心里浮出一丝回到了家的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
     太阳在西边还没有完全消失，年轻人就回来了，他把灌得满满的暖水壶放在床板上，就像老朋友一样很自然的递给了姚成滨一个同样装得满满的饭盒，饭盒里面是米饭和豆角，还是温热的，这是那种在大食堂里用大锅炒出来的，极为普通的饭菜，油很少，几乎看不见肉，正是因为极为普通，所以姚成滨没有回绝，他只略客气了一下，接过饭盒，坐在床板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两天来，姚成滨在路途上只吃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点干馒头，连咸菜也没有，而此时，眼前的米饭豆角好像是他这些天来所吃过的最可口的，也是最美味的一餐饭菜了。
    那天晚上，姚成滨独自在这张宽大的木板床上自由自在地摊开四肢，美美的睡了一觉，这两三天来在路途上积蓄下来的疲劳一扫而光。这是一个舒适的一夜，果然没有任何的人前来过问，也没有警察、民兵的查夜。当昨天晚上在他大口大口吃晚饭的时候，年轻人小声对他说，现在北京这里还属于地震的非常时期，他要在工厂的配电室值夜班，床上的铺盖被褥在感到天冷的时候他可以尽管放心去用。说完之后，又同在防震棚里出现的其它三四个人打了个招呼，介绍说姚成滨是他的一个亲戚，请他们关照一下，最后在腰里挎上电工用的工具袋，起身把白天揭开的防震棚的帆布重新放下，立刻钻进深深的暮色中消失了。姚成滨突然发现，忙乱中，他连这个年轻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万一有人要盘问起来他们之间是什么亲戚关系，他那口上海普通话不出三句就得穿帮。
     同他们这个防震棚一样，四周的防震棚里也都没有安电灯照明，人们全都靠公园便道上的那几盏高压水银灯来照明。从防震棚里那几位工人睡觉前的互相对话中，姚成滨才知道，那个瘦高个子的年轻工人名叫楚应城，是在农村插队落户好几年才回来的知识青年，现在是他们这个工厂里的电工，进工厂还不满三年时间。
     按照国家规定，插队五年以上回城的知识青年，在学徒期间的第三年每个月可以拿到30元的生活费，不叫工资，也不叫学徒费。而这个楚应城，当电工才半年就通过供电局的考试，拿下了二级电工的本子，真是够能干的。他们这个工厂，就是与陶然亭公园一墙之隔的那个大皮革厂，两千来名工人，他们这个防震棚，就是工厂里专门为电工，水暖工，机修工这些后勤值班工人搭建的休息室。
     听着，听着，只觉得他们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小，越飘越远，累得快成一摊泥的姚成滨很快也把自己溶化在茫茫的黑暗之中，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这一夜他睡得很踏实，睡在自己妻子离开人世的地方，他连一个小小的梦也没有做，在天上他妻子阴魂的庇护之下，他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安稳的一夜。
     清晨，姚成滨被一阵唧唧喳喳的小鸟叫声吵醒了，一刹间，姚成滨好像又回到了幼年，生活在老家温岭一带的大山林里，前后左右被森林，溪水，岩石和小鸟所包围。可是一睁开眼睛，他又回到了痛苦的现实之中，二十年来犯人和劳改生活的本能使他不敢继续眷恋在床板上，不声不响地飞快悄声起床，收拾被褥。年轻人放被褥的地方还是空无一人，在他当作枕头的衣服卷旁边，一小盆热乎乎的大米粥不知是什么时候摆在了那里，盆盖上放着一个黄不黄、白不白的馒头和一点咸菜，一张包书皮的纸被仓促撕下来写了几个大字摆在一边：“是留你的，你吃吧。”姚成滨的心里一阵激动，他三口两口匆匆吃完早饭，用暖水壶里的水洗干净饭盆，连同昨晚上洗干净的饭盒一起摆好，看了看，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他把自己破糟糟的被褥卷起来留在床板上，他打算只要他还留在北京，晚上就还回到这个地方，在他妻子离开人世的地方过夜。安排好了，然后他背着早晨东起的朝阳，迈着大步，赶往北京西郊的纺织设计院去为自己平反奔走呼喊。
     离开二十年了，纺织设计院大楼的门房早已换了几茬的人，看到一个土头土脑的农民装束的人怯生生地走进设计院大楼的大门，门房急忙呵斥着走过来阻拦，姚成滨陪着笑脸赶紧诉说自己来的目的。一听说是被设计院开除劳改的右派分子，门房胖胖的圆脸顿时拉长了，头摇得像个拨楞鼓，两眼瞪得溜圆，一个劲说：“不行，不能进。”边说边挥动着一双粗大的胳膊把姚成滨赶出了设计院的大门。
姚成滨神态麻木地站在设计院大楼的门口，望着那一个个神色庄重，昂首进入大楼去上班的人们，他想，这是我辛勤工作了许多年的地方，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人里面有和我相处多年的上级，同事和下手，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们，更没有伤害过他们，他们的心里也都很清楚，而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可是当我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相反，还有不少的人在干着落井下石的事情，看到我已经是“罪行累累”，还嫌不够，还要给我凭空增添上许多莫名其妙的新的各种罪状。
     姚成滨心里清楚，实际上，在他所工作的技术协作中心里面，他还是在无意中得罪了几个人，他的顶头上司，贪财又好色的中心主任牛天录就是一个，还有那个千方百计投其所好的财务总管马大胖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却是一把贪污的好手，而且，这也是最可悲的，牛天录和马大胖子也是他们技术协作中心这十来个专业技术人员的行政总管，设计院里其它部门的人们，都在背后把这对搭档鄙视地称为牛头马面。按道理，设计院是一个高文化的技术部门，没有技术，特别是没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应该是进不了这个地方的。可是它挡不住革命工农干部堂而皇之的大步走进来，紧接着，领导干部的宝贝子女，得力部下，忠实门徒，甚至就连领导干部过去的相好也调了进来，你在哪里还见过这么无耻的领导干部。当一个技术部门的低文化人员占到人员总数的一半以上的时候，这个部门的实际工作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1957年那一年把他打成右派清理出去，开除了公职，是那对牛头马面合伙商量的一举两得的计谋，一是把深知他们，也不满他们所作所为的知情人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彻底打倒，可以防止内部人员的上告，起到杀一惩百的作用；二是（最主要的）把本部门以往没有多少实际工作成果，归罪于是他姚成滨一个人从中捣乱破坏的结果，只要他们一伙人代表这个部门的“党组织”说话了，整个设计院上上下下，就没有一个人再敢于站出来说个“不”字。
     站在设计院大楼的门口，姚成滨看见他过去的大学同班同学李青山走过来了，还在大学里，李青山就是屈指可数的党员大学生，1957年的时候，李青山已经是另一个室的党支部委员了，过去曾经与姚成滨好的不得了。现在，李青山正在从大玻璃门里推门向外走来，可是他的脖子却像抽了筋似的，拼命扭向与姚成滨所在位置相反的另一个方向，就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极大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还有那个本来与姚成滨十分熟识的高个子小华，小华的父亲老华是设计院的组织部长，当年老华领着中学刚毕业的小华到姚成滨这里来投师学艺，姚成滨手把手教会了她机械原理，又教会了她识图，描图，画图和制图，现在，小华直着脖子从他的面前走来走去，目不斜视，就好像从来都不曾认识他这个人一样。这些过去的朋友同事，现在，像躲避瘟疫一样在躲着他。
     太阳西斜了，设计院大楼里，下班回家的人们早走的一干二净，那些过去与他相识的人们经过他的面前，不是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就是脖子像落枕似的拼命地扭向另一边，绝不向他旁顾一眼。姚成滨白白在设计院大楼的门口站了一天，当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满含着屈辱的心情无功而返，又回到他晚间居住的陶然亭公园的时候，他已经是筋疲力尽，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气而已。这一整天当中，他不仅没有吃中午饭，几乎连一口水也没有喝，又站了十来个小时，在他回到陶然亭公园的路上，他实在累得走不动路了，只好破例花了7分钱，坐了很长一段的公共汽车。
     公园里，楚应城坐在他们帆布大棚的铺位上还在等他回来，床板上，他早晨用过的饭盆里盛着一份炒茄片和两个馒头，饭和菜都已经凉了。看见姚成滨失望的面孔，楚应城拿出一个大脸盆让他先洗脸洗脚，在他洗脸的时候，楚应城又把大茶缸里倒满了热开水。洗完了脚坐在床上，姚城滨这才觉得又累又饿，在楚应城关切的照顾下，他狼吞虎咽地吃光了所有的饭菜，最后还意犹未尽地在饭盆里到了小半盆热水，轻轻逛荡几下，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楚应城在一边看的有点目瞪口呆，在姚成滨仰脖子喝刷盆水的时候，他悄声无息地溜到别的防震棚里去找本厂的熟人，当楚应城再回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把一个夹满咸菜的馒头放在姚成滨的面前，说：“吃吧，找熟人要的，不够还有。”
     姚成滨知道，幸亏他遇见了楚应城这个好人，来北京的时候，他身边的几个难友凑了半天，也凑不满3斤全国粮票，还是老场长帮助了一点，他这才带着7斤全国粮票来闯北京，要不是有楚应城的大力相助，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决吃住的问题。
     天晚了，楚应城又要去值夜班去了，姚成滨躺在帆布敞开的床板上，望着满天的星斗想了许多许多，一直到他的神经都麻木了，这才像死人一样一觉睡过去，这天半夜里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可姚成滨实在是太疲倦了，他连打雷打闪这么大的动静都不知道。
    第二天，还有第三天的早上，姚成滨只要是一起床，都像在第一天早上一样，吃过馒头喝完稀饭，就徒步赶到纺织设计院大楼的对面墙根底下去“上班”。他的“上班”，在设计院大楼渐渐已经家喻户晓，从大楼各层不同的窗口，越来越频繁地伸出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终于在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几个戴红袖标的男女走过来严厉盘问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在这里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最后又厉声呵斥他，知道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知道不知道现在正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哑口无言了，感到理屈词穷，好像自己又犯下了新的罪行。幸好他随身带有一纸劳改农场的介绍信，这是经验丰富的老场长给他准备的，用以证明他来北京是有正当理由的，以及他的身份的合法性。
     随着红袖标的盘问，他们身边的人群越聚越多，其中有许多人就是纺织设计院的职工，大家七嘴八舌的从四面八方插话进来，在文化革命进行到10年的今天，见过世面的北京街头的老百姓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运动的本质，有什么话都敢说了，他们早已经极端厌倦、也极端厌恶红袖标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整人的场面，在场的群众们七嘴八舌，舆论开始一步步越来越明显的同情姚成滨了。几个戴红袖标的男女显然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们几个的头凑在一起，悄悄窃窃私语了一阵，其中一个戴红袖标的尖嘴猴腮的中年男子侧身挤出人群，三步两步跑到对面大楼的某一个房间去请示，在这边，团团围着姚成滨的人群里，不知道是谁挑了一个头，抓过姚成滨的双手，往中间塞了几元钱，顿时，围观的人们纷纷解囊相助，一时间，钱，北京市粮票，被无数只手塞进了他的手里，他的兜里，挡都挡不住。姚成滨的喉咙哽咽了，二十年的委屈被化解了，好像时光又回到了人们互相关心的1956年。在这个时候，戴红袖标的瘦脸中年男人跑回来了，同那几个男女交头接耳几句之后，把姚成滨连推带搡地轰出了甘家口街道。临走时那个尖嘴瘦脸的男人威胁姚成滨说，以后再发现他出现在这个地区，就把他抓起来关进公安局，还要到劳改农场去追究有关领导人包庇支持右派分子翻案的责任，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姚成滨知道，这三天已经足够了，这个地方他从此以后是不能再来了，不然不但他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连累更多的人。这天下午，他是花了1毛1分车票钱，坐2路无轨电车直接回到陶然亭公园的，在车上，他格外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衣服和裤子上的每一个口袋，防止来之不易的收获被小偷扒走。进公园北门的时候，天气还早，帆布大棚里还没有什么人，下夜班休息过来的楚应城正背靠在铺盖上，津津有味地在读一本什么书，丝毫没有察觉姚成滨的提前归来，直到他主动先打了招呼，楚应城这才手忙脚乱地跳下床板，给满身尘土的姚成滨拿来脸盆，又倒了一大杯的热开水。
     这些天来，对于他的姓名，他的来历，楚应城连一句话也没有问过，姚成滨也就连一个字都没有解释，萍水相逢，谁都会有危难之处，何必又问到哪来哪去。这一天，姚成滨的经历大起大落，情绪大悲大喜，他一边洗脸，喝水，一边把自己几十年来的不幸遭遇，把连对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说过的心里话，把自己靠吃老鼠，吃癞蛤蟆，吃树虫、树皮、树叶才活到今天的痛苦历程，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应城。楚应城的脸色很平静，从小到大，他见过了太多的冤屈和苦难，悲伤和愤怒的表情不会在他的脸上轻易浮现出来了，只是在他充满了同情的目光里，才能够看出他的真实感情。楚应城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父亲早逝，家中只有一个多病的老母亲和一个有残疾的弟弟，自己在1968年18岁的时候下乡插队，1973年才回来，家中各种藏书很多，平生只好读书，可惜生不逢时，无法上学念书，只好“免从虎穴暂栖身”，在这个工厂里当电工。
     姚成滨一听，楚应城只比自己的儿子大一岁，但两人经历相似，命运相同，真是苦命的一代。
     为了向楚应城证明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姚成滨从自己的各个口袋里掏出今天满载而归的收获，当着大吃一惊的楚应城的面，堆在床板上仔细清点起来。在揉成一团的各种钱币粮票堆里，有两张明显的10元一张的纸币，姚成滨打算把这两张大面额纸币单独拿出来放在一边，从折叠起来的纸币里，掉出一张从报纸边上撕下的纸条，纸条上只写了三个潦草的字“多保重。”这是一个熟人，一个知道他冤屈，同情他悲惨命运的老熟人写的字条。姚成滨的喉咙又堵住了，眼泪情不自禁涌了出来，一瞬间他的手哆嗦着，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楚应城接过纸条，拿在眼前看了看，一句话也没有说，随后在姚成滨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姚成滨这才又回到眼前的现实当中。
     清点的结果是，钱共有117元8角零几分，粮票有54斤4两，莫名其妙，居然还有十来尺他从没有见过的北京市布票和几张北京市的购货券，二十年来，姚成滨很少接触过这么大数目的钱，他真是发财了。他暗暗计算了一下，随手拿出大约有50来元钱和20多斤粮票，连同那几张布票和购货券，塞到正在一旁用开水烫饭盆的楚应城手里。
     没有想到楚应城不高兴了，他用手推开姚成滨递过来的钱，婉转地对姚成滨说：“这是人家凑起来帮助你的钱，你应该收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我帮助你一顿晚饭，不过一毛多钱，一顿早饭，不过几分钱，我们的家在这里，朋友多，熟人多，找一点别人富裕的钱和粮票很容易，你就不同了，你正在难处，人生地不熟，我帮你一把并不使我损失多少，自从看见你在湖边掉眼泪那时起，就猜想你有莫大的冤屈，就下定决心要帮你一把。我们家从小就教育我：宁帮穷人一口，不帮富人一斗。只可惜我的地位太低，手里没有一点权，无法帮你什么大忙，只能够帮助你解决一点吃饭和睡觉的难处，对我来说这都花费不了多少钱，今后你为自己平反要走的道路还很长，最艰难的时候还在后头，用钱的地方一定很多，到那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得用钱，自古有一句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你无法像秦琼那样还有一匹马可以卖，你只能靠你自己，你收好，一分钱也不能乱花，将来都用得着。”楚应城的最后几个字是斩钉截铁说的，姚成滨品到了它的味道，仔细想了想，觉得说的有道理，于是抱歉地笑了笑，再也不和楚应城争了。他只是坚持，今天的晚饭一定要让他来买，楚应城也没有再反驳，就是要求两个人一块去买，监督着不让姚成滨为这顿晚饭花太多的钱。
     这天晚上，他们两人在陶然亭北门外靠西边的一家简陋的小饭馆里，花一块二毛钱买了一斤包子，又花了六分钱买了两碗黄瓜片汤，他们嫌小饭馆里太糟杂，用饭盆，饭盒和大茶缸捧着回到了防震棚，二人边吃边聊，这是他们这几天来最奢华的一顿饭。
     夜就要来临了，楚应城在去值班之前对姚成滨说：“老姚，有一句心里话我想对你说，我不是赶你快离开，也不是反对你争取快点平反，人生短暂，不要把平反的事看得那么重，那不是你和我着急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你还有时间，你现在也有点钱了，应该抓紧到上海去看一看你的儿子。我幼年丧父，最懂得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思念是什么滋味，你儿子在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你，你应该争取能和他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我觉得，亲情应该比政治平反更加重要。”
     楚应城走了，姚成滨把这句话琢磨了很久，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姚成滨所听见看见的，都是亲情要绝对服从政治的革命说教，现在乍一从楚应城嘴里听到完全相反的言论，他还真有点一时不太习惯，再仔细想一想，我都被打成右派，被逼的家破人亡，被迫害到几乎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怎么还会相信这些左得没边的理论，让那些红得发紫得左派们自己去相信吧。还别说，楚应城这个年轻人还真不简单呢，在这一点上看得真是太透彻了。
     姚成滨是在和楚应城的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走的，再说，北京十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感到寒冷了，每天夜里睡在防震棚里，觉得和睡在露天里没有多少区别，在走前的这两天里，姚成滨又到位于王府井十字路口的纺织部大楼去看了一看，不是为了自己的平反，只是为了自己所学的纺织这个专业，同这座大楼所领导的事业有着牢固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姚成滨临走之前，楚应城说天气冷了，送给了他一件楚应城大姨做的灰色中式棉衣和一条工厂发的劳动布裤子，楚应城说，他们到了冬天有工厂发的皮坎肩和皮大衣，他用不着棉衣也能过冬，姚成滨略一推托就接受了。穿上这身衣服后，他感到自己与上海市民的日常装束真差不了多少，想到就要看见分别多年的儿子了，姚成滨的心里一阵阵激动。
     离开北京的那天早上，楚应城推着自行车，送姚成滨来到与陶然亭公园只有一河之隔的永定门火车站。车票在前一天已经买好了，为了节省钱，姚成滨买的是慢车票，因为是慢车，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到上海，所以没有让姚克用在上海火车站接站。楚应城倾囊所有，在门口的陶然亭百货商场里买了十几元钱的北京土特产食品，硬塞到满脸通红的姚成滨手里，火车开了，二人都觉得这段偶然相遇的友情会就此终结。

言信

                                    四
     1976年姚成滨这次北京之行没有白跑，1977年的春天，纺织设计院发函姚成滨所在的劳改农场，要了解姚成滨有关改造的详细情况。劳改农场领导很重视这次来函，农场政治部精心准备了一份好言好语的总结材料，又让姚成滨自己写了一份详尽的情况介绍，报上级劳改局批准后，劳改农场给了姚成滨一周到十天的时间，让他自己把材料亲自送到北京，亲耳听听、亲眼看看有什么反应之后再回来。姚成滨自己计算了一下，如果路上抓得紧，他可以在北京待上三天的时间。
     姚成滨是劳改农场刑满释放的留用人员，不享受农场干部职工的因工出差待遇，他的车票钱，路途上的吃住钱，一切都要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为了节省钱，按照他们劳改释放犯们出远门的老习惯，他自己随身带了十来个馒头做路上的干粮，他也没有把火车票签字加快坐快车，仍然坐慢车在永定门火车站下了车。这一次来北京，天气渐渐的暖和了，他特地穿了一身新衣裳，他没有背他的旧行李卷，只带了一个补丁累累的大挎包，里面装着他一路吃剩的馒头，一个油漆都掉光了的水壶，还有一纸袋要交给纺织设计院的文字材料。在衬衣兜的别针下面，藏着他积攒下来的四个月的工资，将近100元钱，在劳改农场里，除去吃饭和给儿子写信，他把每一分钱都积攒了下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最值得使用的用途。
     这是1977年的晚春时节，五一节刚过没有两天，一路上的杨树柳树眼看着都泛出了越来越浓郁的绿色，天空中到处随风飞舞着像棉花一样轻飘的柳絮。永定门火车站也依旧像去年秋天一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只是少了去年刚粉碎四人帮那会儿人们上街敲锣打鼓，举着彩旗游行喊口号的节日气氛。
     这次姚成滨是在早晨下的火车，他一点没有耽搁，立即坐上站前广场电汽车总站的2路无轨电车，当他到达甘家口车站的时候，时间刚好是正常上班的八点钟。在纺织设计院大楼的门房，他又被势利眼的门卫阻挡在那里不让进去，用电话联系了半天，又等了半个多小时，一个满脸不耐烦的人事处青年干部走进门房，姚成滨一看他的神态衣着，口齿言谈，就知道这是一个鹏程万里的军队转业干部。青年干部自我介绍说，他们刚刚接手这摊工作，还不太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正在进行调查研究和熟悉业务的过程。三言两语过后，连正眼也没有看他一下，姚成滨被打发了出来，连一句略微问候的话，连一句类似同情的话也没有。
     五月的北京春光明媚，走在充满活力的大街上，姚成滨突然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到陶然亭公园旁边的那个工厂，去看一看去年曾帮了他大忙的年轻工人楚应城。
     还是坐了来的那趟2路无轨电车，在陶然亭公园的东大门口他下了电车，他只记得楚应城的工厂应该是在陶然亭公园的北门一带，好在陶然亭公园的面积不大，在他的印象里，从陶然亭公园的东门进去，走不了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公园的北门。
     1977年春天的陶然亭公园，尽管重新修建、修缮了许多形状各异的亭阁水榭，但公园的游人却显得三三两两，冷冷清清，尤其在面临大街的东大门，站在门外往里一看，先给人一种百业凋零，破旧不堪的荒凉景象。公园里去年四处搭建的防震棚都已经拆光了，现在进公园的大门口要花3分钱买门票。姚成滨大方地交了３分钱，拿了一张像公共汽车票一样大小的公园门票，他走进公园大门口的时候，扔进了大门口旁边的木头票箱里。
    沿着已经是绿树成荫的公园便道，用手不断撩开扑面而来的柳絮，经过那个三层楼高，像一艘乳白色游船一样美丽的水榭，再向左一转，他就来到了去年曾经住过的中心岛上。此时，风景依旧，人已不在，姚成滨努力不去想早已故去的妻子，努力把自己此时的心态置换成游客的怀古幽情，努力将自己放在超然世事之外的境地，以使自己饱经风霜的情感平静下来。他没有手表，劳改释放犯是不配有手表的，他练就了一向靠太阳和经验来判断时间。此时，他抬头看看太阳，时间已经接近正午，他在中心岛的西岸，据去年秋天住的地方不远，找了一个面向湖水的靠背椅坐了下来，使自己奔波了半天的双腿休息一会儿。中午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春风拂面，又在平静的湖面上带起一片片涟漪，使人感到惬意极了。猛然间，他想起了青年时候读过的《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穷游西湖一段，他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扭头一看，左右没有人，他从瘪了一大半的旧挎包里，小心拽出一个自己用粗布缝的干粮袋，再取出空了一半的水壶，他不愿意一会儿空着肚子去见楚应城，他要先填饱自己的肚子然后再去。
    在填进自己的肚子之前，他先掰了一块馒头，躬身摆放在座椅旁边的灌木丛前，用来祭奠自己的亡妻，他又掰下第二块馒头，慢慢放进了自己得嘴里，就这样，吃一口干粮袋里的剩馒头，喝一口水壶的凉水，就着眼前陶然亭公园里湖光山色的大好风景，他觉得自己与亡妻的这餐午饭吃得格外有滋味。他想，如果若干年后，有多事的人们再来写《姚大先生游陶然亭》一文，肯定会有许多人觉得比马二先生游西湖更加不可思议。
    远处，在水面面积最大的陶然亭东湖的北岸，从树丛中间出现了七八个穿着工作服的青年工人，他们好像在利用午休的时间来公园里散心。走到湖边，青年工人们都站住了，开始七手八脚地脱衣服，似乎准备下水游泳。五月初的北京，还是冷风艘艘，凉意逼人，公园里不多的几个游人觉得好奇，纷纷来到湖边驻足观望。姚成滨也停止了咀嚼，收起了干粮袋，暗暗埋怨这几个胆大妄为的青年工人不要命了。
     七八个青年工人中有五六个人脱了衣服，慢慢从岸边下到水里，向东湖南岸的小木桥方向游去，这一段的直线距离大约有三四百米远。游了不到一半，五六个人中的大部分人已掉头返回，在岸边扑腾一阵后就上岸穿衣服了，只有两个人还在奋力向南岸游去，但两个人之间也拉开了大约有100多米的距离。终于到达南岸了，游在前面的那个人并没有立即上岸，又掉头向北岸的方向游了回来，游在后面的那个人到达南岸，立即上岸，两个抱着他衣服的工人也赶到了南岸，再回过头时，那个游得飞快的人已经靠近北岸准备上岸了。
     隐约中，姚成滨灵机一动，他记得，楚应城说过他祖上是长江边上的人，他也天生是长江边上的人，水性特别好，来这个工厂的两年多时间，经常在陶然亭湖里游泳。今天这个游泳极好的人，会不会就是楚应城？想到这里，姚成滨三步并做两步赶到湖北岸，后上岸的这个青年工人，正在用一大块干毛巾擦拭身子，瘦长的身材，自信的微笑，没有错，正是楚应城。
     老熟人相见，自有一番说不完的热情话，其他几个青年工人一见这个情景，向楚应城他们打了个招呼，穿过小山先回工厂去了。姚成滨跟着楚应城，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朝东北的方向穿过一片又一片杂树林，踏着公园围墙边的碎草，在一排一人多高的灌木丛中间，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黑铁门，楚应城轻推铁门，铁门没有上锁，他们进到铁门里，眼前是一条僻静的小过道，过道的一边是一堵高高的山墙，这就是工厂大食堂的西山墙，由于这堵墙太高大，以至把这个小过道也遮挡的终年见不到阳光，显得阴暗暗的。在小过道的另一边，是一排小平房，平房不很旧，清一色的灰漆木门窗，窗上的玻璃都被涂上了白漆，使人看不见房间里是干什么用的。他们没有再往里面走，在紧靠黑铁门的头一间房，姚成滨看见，门框上也像他们的劳改农场那样，钉着一块写着红字的白木牌，上面的“配电室”三个字让人望而止步。这排平房再往前顺序过去，姚成滨知道前面一定会有机修工的仓库，食堂的仓库，以及说不清是干什么用的仓库，因为他看见了散落在地上的旧机器配件，看见了一筐筐的蔬菜和门上醒目的大铁锁，凭着用鼻子闻到的熟悉的气味，他知道前面看不见的不远地方一定还有一座男女公共厕所。
     楚应城掏出钥匙，开了门锁，侧身请姚成滨进屋。这是一间刷的雪白的房间，宽大约三米，长大约五米，门开在房间东墙的右侧位置，一进门的左侧，是一块用木栅栏围着的低压配电盘，长不到二米，宽不过一米，盘上亮着三盏红色的指示灯。凭姚成滨这位纺织机械工程师所具备的电器设备知识和电工技能，他看得出配电盘上的空气开关，各种继电器，断电器和其他电器设备都是五十年代就出现的老产品，不过在七十年代改善更新了一下而已。楚应城介绍说，由于厂区的位置分散，这样的小配电室全厂共有五处，此外，电工班在工厂的中心区还有一个宽大的工作间。越过配电盘再往里走，房间的东南角上是一张单人床，床上是他去年秋天在陶然亭的帆布大棚里见过的那套被褥，房间另一边的东北角是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白色木制工作台，工作台的一边堆着厚厚的书籍，书籍的旁边摆放着纸和笔，工作台的另一边放着电工常用仪表，墙上挂着楚应城的电工工具袋，工作台下的抽屉和木箱里是零散的电器元器件，整个房间和这张工作台一样，都清晰体现了井井有条是房间主人楚应城一贯的性格特征。
     眼看到了下午的上班时间，楚应城对他说：“你就在这里休息，没有人会来打搅，地上的暖瓶里有开水，台子上有茶缸，我到电工班去一趟，跟几位师傅打个招呼，再到下面的车间去看一看，一会就回来。”临出门时，楚应城又回头嘱咐说：“你要出门办事，就走这个小门从公园进出，不要走那一面工厂的大门，保卫科就在工厂大门的旁边，如果让他们看见弄不好会来找你的麻烦。”
    楚应城推门走了，剩下姚成滨一人坐在工作台旁边，随手打开桌上的台灯，眼前顿时一片柔和的光芒，他把手里捧着的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工作台上，动手翻看眼前这罗堆得高高的书籍，四周安静极了，让人感觉不出这是在一个忙碌的工厂里，到好像还是在陶然亭公园的风景区里。姚成滨很久没有找到这种读书的感觉了，他幸福的有点头晕，二十年来，他干的都是体力的劳动，很少有机会去读书充电，即使他有读书的时间和精力，他也没有富裕钱去买书，更没有条件找到书来读。当年偶尔在劳改农场的场部帮忙干活，他把能够找到手的每一本书，每一张报纸都认真仔细地读过了，其中包括文化革命前出的几本厚厚的《农历》，还有小仓库里那半个房间五六十年代发行的旧报纸，旧杂志和旧小说，那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眼下，在宁静中，他似乎感觉到妻子就在旁边某个不远的地方，正在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工作台上的书籍五花八门，主要是《电工手册》，《自动化控制原理》，《微型电机维修教程》，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还有几本文史哲经方面的书，但大都是在文化革命以前出版的，从书的内容分布上可以看出楚应城的求知欲很强，涉猎范围很广，让这一代人不去读书求学太可惜了。
     门上传来一阵轻轻的敲击声，他吓了一跳，马上又恢复到劳改释放犯的原始本能，敲击还在继续，他左右为难，提心吊胆，拿不定主意是开门好，还是不开门好，终于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促使他大胆走到门前，推开房门。门前，一位穿着蓝色长工作服，戴着白帽子和白套袖的中等个男子，圆圆的脸上满是绽开的笑容，双手托着一个平放着两个海碗的白磁盘，碗里满满地盛着冒着热气的肉丝面条，姚成滨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
     来人把姚成滨迟迟不来开门当成了正在睡觉，赶紧陪着笑脸做检讨：“对不起，姚工，打搅您休息了。我是厂里的炊事班长，姓夏，小楚说您在帮我们解决技术上的难题，让我给您做两碗面，不一定合您的口味，请多包涵。”
     姚成滨长久脱离社会，把“姚工”当成了“姚公”，不知道“姚工”是对“姚工程师”的简称，是当时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称谓，不值得大惊小怪。而那两碗面，也是当时任何一个工厂对来帮助工作的技术人员最简单不过的饭食，只不过姚成滨从未经历过这个场面，顿时感到受宠若惊，手足无措，一个劲地点头作揖，连声向夏师傅说：“不敢当，不敢当，言重了，严重了。”
     爽直的夏师傅被姚成滨的这个样子逗得哈哈大笑，“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礼貌重，太客气了。”他把托盘递到姚成滨手里，又交待了一句，“姚工，吃完之后你不用马上把碗送回来了，回头你让小楚看什么时候方便，顺脚给我们捎来就行了。”在劳改农场关久了的姚成滨脑子比较麻木，当他还没有听明白，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夏师傅已经推开门走远了。
    以后多少年过去了，晚年财大气粗的姚成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姚公”，但每当姚成滨想起这段难忘的往事，都禁不住感慨万分，长久回味那种苦难当中的一丝丝甜意。
     那一次去北京，姚成滨在这间僻静的小配电室里悄声无息地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一大早，他在楚应城的陪伴下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工厂，步行来到只有两站地远的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返回劳改农场这个“家”的火车。

言信

                                 五
     姚成滨再一次来到北京，是在一年多之后的时间，1978年的六月份。
    在一个多月以前，大约在五一节前不久，每年西北黄土高原都要持续两个来月的遮天风沙季节刚刚过去，荒漠的戈壁滩上开始渐渐返出青绿色的活力，每年的这个季节，也正是劳改农场要菜没菜，要粮缺粮的困难时期。这一天中午，姚成滨正捧着饭碗，蹲在他们房前的窗根下，就着一块老咸菜喝他的玉米面粥，同一个队的右派分子难友老季，端着自己的大个海碗神神密密地来到他的旁边，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的砖块上，一张营养不良的脸上似笑非笑地望着姚成滨。
    老季的家在北京，他原来是一个国家机关里的一名高级经济师，五七年那一年，他们机关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这些人见过大世面，有胆量，活到今天始终都不服软，经常在底下互相通个小信息，所以老季的消息一向比较灵通。老季观察一下左右，小声对姚成滨说，据他们留在原单位里继续上班的右派同事来信说，目前，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国家大政策已经有了松动的迹象，他们右派分子之中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因为参加革命的时间早，资历老，地位高，手眼通天，已经蒙上面高层的委派，先后重新走上了重要岗位，有的人甚至肩负中央直接委托的使命，堪当起为国家制定政策的挑梁重任。老季约他，在最近挑一个时间，他们二人共同再回一趟北京，就住在他老季的家里，然后四处打探消息，积极上访，争取早一天像那些被起用的人们一样得到平反。
    姚成滨沉思了一下，没有马上答应，这十几年来，从各种莫名其妙的渠道而来的消息太多了，使人简直都不敢相信。喝完玉米面粥的午饭之后，他来到劳改农场其他的队里，与不同地区的右派分子们碰面摸了一下情况，得来的消息不约而同也都是如此，整个国家的大环境真的在松动了。他马上回到自己的队里，同老季约好，等到过些天，五月底农场一发下这个月的那26块钱工资，他们俩人立即向农场领导请假出发。他们估计，在其他的班组，在其他的中队，小队，只要没有失去信心，心灰意懒，都会有其他的右派分子在跃跃欲试，千方百计要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去递上申诉材料，争取平反。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对平反不抱一点希望，甚至不屑一顾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二十一年以来，这些人对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原单位、原领导，已经再不抱一点幻想了。
     姚成滨的想法与这些人不同，对他来说，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争取平反，他都要尽全力争取去试一试，虽然今年他已经五十岁出头了，但他的心里还很年轻，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还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祖国出力。再说，他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到平反昭雪，对自己那个还在街道工厂的儿子也有好处，也是个帮助，对自己已经故去的双亲也是个告慰，也就是说，即使不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亲友，他也要去尽最大的力量争取早一天得到平反。
     1978年的劳改农场，也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劳改农场里面的管理松动多了，那个从解放以来，这个劳改农场一成立就一直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场长终于退下去了，老场长虽然参加革命数十年，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个朴实，忠厚，闲不住的农民，在退下来的一个星期之后，被闲散弄得浑身难受要生出病来的老场长，换上了一件不知道是哪个年月的老棉袄，竟然每天和他们劳改释放犯们一起下地干活，把许多新老管教干部们弄得哭笑不得。新上任的一茬农场领导早已看清了形势，对这些早晚都要走，都会得到平反的右派分子们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事，能够少管就少管，能够不管就不管。对凡是能够自己回去争取平反的右派分子，只要不向他们农场要钱要物（当然他们也没有钱，1978年的农场穷的只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无不大力支持，积极提供各种方便条件。所以，姚成滨和老季这次回北京的手续进行得很顺利，农场领导一听，二话没说马上就批准了，还指示后勤行政拿出了每人三十斤的全国粮票，意思是他们可以在北京多住上一些天。
     姚成滨觉得，好像他们每次进北京，命中注定都要和永定门火车站打交道，似乎他们一旦坐上快车从那个气势豪华的北京火车站下车，他们劳改释放犯的心里就会作祟，使他们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自惭形秽，而在杂乱无章的永定门火车站，到是显得更自在一些，走在那些肩扛着麻袋和行李卷，满身灰沙尘土进北京的老农民中间，他们觉得自己也属于中国社会最贫困的这个阶层，他们也是无数老农民中的普通一员，一想到这里，他们就很自然地恢复了自信心，昂首阔步，把自己饱受苦难的脊背和肩膀都挺起来了。
     难友老季的家住在北京西郊三里河，一片灰色楼群中的一排土黄色旧平房，这是国家计委宿舍楼区的西北角落，平房里原来砖红色的门窗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褐色，纱窗也被铁锈腐蚀的露出了一个又一个大窟窿。老季的家有一明一暗两个房间，在门前的一排大杨树下，住在平房的各家都搭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厨房。1957年那一年，老季因为被打成右派之后嘴不服软，居然还要上中南海到党中央去辩个是非，结果，到了中南海的大门口，不但没有出来一个人同他辩论是非，反而被当作了极反动的分子戴上手铐，押进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监狱里，家里只剩下了他的老婆和一儿一女。现在，他的儿子在东北建设兵团，女儿在云南建设兵团，虽然儿女与父母天各一方，团聚不易，但终究还是衣食无忧，苦中有乐。
     老季的妻子姓庞，在一所高校里做会计工作，早就接到老季他们要回来的信，算算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特地请假在家等着老季他们。姚成滨见她个子不高，瘦弱的身子板已经有点佝偻了，又瘦又小的脸盘上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头发白了许多，显得比在劳改农场二十一年的老季还要苍老，她原来是个教财金理论的教师，老季出事后她也被清理出教师队伍，以防这个右派家属误人子弟，教坏学生。
     看到老季结结实实地走进了屋门，庞老师的眼睛湿润了，她没有同老季说一句话，只在老季有些微驼的背上拍了两下，就去热情招待姚成滨坐下，接着赶紧端茶倒水，招呼他们先洗脸，后喝茶。在姚成滨脱外衣，挽袖子，准备洗脸的时候，有烟瘾的老季一路上没有机会抽烟，现在包里包外的四处翻腾找烟，嘴里嚷着要先抽一颗烟过过瘾，然后再干别的事情。庞老师看见了，一拍身上，急忙说：“我到忘了，我这还有半盒烟呢，我给你拿去。”说着从里屋一个旧五斗柜上，取出一个针线笸箩，在笸箩里的针线之间，有一盒皱巴巴的，抽了一半的大生产香烟。
     老季惊奇的问了一句：“怎么？你也抽烟了？”
     庞老师平静地回答：“我不抽烟，这还是你上次回来忘在家里的那盒烟。”
     这是老右派们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每当谈到这个话题附近时，老右派们都极力转移，或者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话题。姚成滨清楚地记得，老季上一次回家探亲，是在三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一次他原来的计划是回到家里来过春节的，真真正正的全家团圆，可是那一次他回家只住了11天，在快过春节的前夕，他被街道治保积极分子挥舞着节前夕要清理五类人员的文件给撵出了北京，结果不得不回到劳改农场去过春节。想到这，姚成滨正在洗脸的手也不由得停住了，他侧眼看见，庞老师拿着烟的那双枯瘦的手在轻微地哆嗦，可是同时却在假装收拾针线笸箩里的东西，为的是不让老季看见她那双快落下泪的悲伤的眼睛，老季的嘴动了几下，努力赶走了心中的哀伤，他接过香烟，点了一颗烟盒里的烟，抽了两口，摆了摆手说：“不行了，不能抽了，都走味了，像抽草一样。”话虽然是在这样说，可他手里的香烟没有放下，还在一个劲地抽着。
     晚饭的时候，他们吃的是庞老师自己做的盐腌肉炒土豆葱头。老季向姚成滨介绍说，因为他们家里在北京只有庞老师一个人的户口，所以每个月全家只有半斤肉票，为了使远在外地的儿子和女儿万一回到家里来有肉吃，庞老师自己一口肉也不吃，把每个月买的半斤肉用大盐腌了起来，做成盐腌肉，这才使他们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有肉吃。
     晚上，老季他们睡在里屋，姚成滨就睡在外屋老季儿子的床上，如果不是在半夜里从里屋传来的压低声音的哭声，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家庭团圆，充满欢乐的夜晚。长期造成的苦难压抑的劳改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二十年如一日的饥饿和缺乏营养，巨大的精神折磨，是在劳改中的右派分子们一个个早就失去了对性的需求，他们在性这方面的功能都已经严重退化了。
     老季向姚成滨介绍的那些“手眼通天”的右派，不是指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费孝通等这些民主人士右派；也不是指艾青，吴祖光，萧乾，聂绀弩等这些文化界的右派；更不是指林希翎，刘绍棠，王蒙，刘宾雁等这些年轻一代的右派，而是指李慎之，李之琏，冯雪峰，王斐然等这些共产党上层当年被硬打成的党内领导干部右派，他们这些人才是今天社会身上的体温计，也是能否给右派分子最终平反的晴雨表，也是他和老季这次来北京主要要摸清楚的参照系数。
     在最初的几天里，姚成滨和老季分别跑了许多地方，许多部门和单位，也拜访了许多与他们同命相连的右派同事，当然，也厚着脸皮拜会了一些不是右派，但是同情右派分子的好心人，而对那些见了他们如同见了瘟疫怒目相视，或者视而不见的人，他们都极力回避，远远躲开。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告诉他们，在这一年的六月下旬，马上要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在山东的青岛或是烟台召开，这是党中央委托几个部委的领导人商讨全国右派分子的平反问题，会议开过之后，他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命运可望得到彻底的改观。
     看看眼前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了，姚成滨心急火燎地急着马上去北京南城的陶然亭公园，一年多了，他要到妻子离开人世的地方去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在精神上和妻子来一个团聚，然后他还要去会一会他的青年朋友楚应城，这一次来北京，他还特意给楚应城带来一件颇为来之不易的小礼物：一对由西北出产的墨玉制成的小酒杯。
     西北，尤其是在西北的甘肃地区，自古就开采各种玉石向历代中国的皇帝和官场进贡的传统习惯，古诗“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指的就是用一种黑色的玉石打磨加工制成的酒杯，姚成滨得到这样的一对小酒杯纯属偶然。
    姚成滨在上海的姚氏大家族有一个磊代世交，他们是小同乡，清朝末年一同从宁波家乡到上海来谋求发展，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先后投资纺织行业兴办纱厂和丝厂，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末期和五十年代的一开始，政治朝代更新换代的时候，像姚家那些其他的众多成员们一样，这个世交的全家也倾巢迁徙到了海外，国内只留下了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儿子，由姚成滨的父母代为照管，为的是将来倾心钻研一手真正的“国学”，这可是海外的那些游子有钱也学习不到的东西。姚成滨父母家里解放后留下来的原来那四间住房中的一间，就是给这位孤身在上海求学的小少爷留的。
    只不过这位少爷的命运同姚成滨一样不济，1957年的反右运动高潮中，这位当时正在大学里念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也难逃厄运，“国学”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手，就被打进了右派分子的行列，先是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后来由于年轻气盛，被扣上“态度顽劣，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的罪名，终于被送到了西北的矿山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劳改，就耗费去了他整整二十年的时间。能够在矿山繁重的劳动中保住了一条性命，这已经是他最大的收获了。
    今年年初，在这位世交海外全家成员的多年努力之下，国家有关部门通知这位已经四十岁出头的“少爷”，允许他到海外，与家人团聚。“少爷”从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光棍一人，所以来去无牵挂，说走就走。在临行之前，“少爷”受家里亲友的委托，专程到姚成滨所在的劳改农场来话别，这对已经被加工成半成品的墨玉夜光杯，就是“少爷”随身给姚成滨带来的小小礼物。这对小酒杯的体积很小，每只酒杯的大小都不过5个公分，一寸半左右，而且这一对酒杯不是正品，只要稍加留意，在每只酒杯的杯身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显的瑕疵，在一只酒杯上，有一块小手指盖大的黄锈一样的斑痕，在另一只酒杯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缝，这使得姚成滨在自己加工打磨的时候格外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失了手，造成前功尽弃。
    尽管这对小酒杯有许多的毛病，姚成滨还是对这位即将出国而专程来送酒杯看望他的“少爷”感激不尽，他知道在一座劳改矿山里，一个劳改释放犯的地位有多么的低微，“少爷”能够在自己劳改过的地方弄到这样一对有瑕疵的小酒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姚成滨打算在再有机会去北京的时候，把这对他亲手打磨出来的小酒杯送给楚应城，他也知道楚应城像他一样，从不抽烟喝酒，接受这对小酒杯，也许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这是他姚成滨的一点心意，是他多次麻烦楚应城之后唯一的一次回报。在衣兜里揣上这份小小的礼物，姚成滨从三里河坐上公共汽车，在经过一次倒车后又来到了久违的陶然亭公园。
     １９７８年，北京六月初的陶然亭公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姚成滨一边品味者前人诗句中的意境，一边缓缓漫步，来到他熟悉的中心岛上。石评梅的墓址他很快就找到了，墓址的周围有许多枝叶茂盛的树木，姚成滨不知道妻子到底在那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是他尊重自己妻子的选择，哪怕她选择了一条告别人生的，有去无回的这条道路。他的儿子从来没有来到过陶然亭公园，他痛恨这个地方，这个夺去他母亲宝贵生命的地方。这个傻儿子，他还不理解他的母亲，他不知道他的母亲是多么的热爱陶然亭这个地方，以至于她把告别人世间的终点，把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起点放在了她最喜爱的地方。陶然亭何罪之有？要恨，就恨那场人吃人的反右运动，它把一些善良正直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又将另一些凶狠残忍的人转变为人间地狱中的魔鬼。
     天气热了，但还没有热到酷暑里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比起前两年来，公园里游人增多了不少，宽敞的湖水中间游船如梭，往来穿行，在平静的湖面上留下了一道道转眼即逝的划痕，有如人生在历史上留下的浅浅轨迹，除了头顶上的蓝天白云，四周的一切景物，包括那些熙熙攘攘的来往游人，全都被包裹在夏季厚厚的浓荫绿叶之中。
     在欢笑悠闲的游人当中，姚成滨一眼就辨别出了自己的同类，看见了几个破衣拉洒，向游人在伸手乞讨的乞丐和流浪汉。姚成滨多年来的社会底层的生活经验使他知道，每当到了气候炎热的夏季，一些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流浪汉就以公园为家，以长椅为床，以乞讨为生。当年要不是他在陶然亭公园里遇见了好心的楚应城，他也会像今天的这些乞丐们一样四处乞讨为生的。
    从中心岛到陶然亭公园的东北墙边，姚成滨走得急匆匆的，还没有到墙根跟前，他远远已经看见在小黑铁门附近的青石板桌椅前，楚应城正和另一个瘦瘦的青年工人坐在那里用功学习，在他们的面前，摆着厚厚的一摞教科书。那个青年工人在讲，一边用笔在眼前的纸上划着什么，楚应城在听，时不时侧过头去问着什么，两个人似乎都很投入。姚成滨最初的印象是他们二人在搞什么技术革新，等到走进了，这才发现原来是那个青年工人在为楚应城讲解三角函数，这是高中数学课程中最普通，同时也是最基础的知识，姚成滨忽然想到，楚应城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文化革命把他们这一届整整耽误了十二年。姚成滨为了不打扰他们，轻轻走了过去，站在他们的身后静静地听。
     那个青年工人是这几年刚从中学毕业的高中生，讲得很卖力气，不停地在举例，画图，讲解，再举例，再画图，再讲解，------但是那个青年工人终究只有一个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生的数学水平，再加上他没有一名专业数学教师那样的讲解技巧，结果不是顾了前头就是忘了后头，他不是在初中的平面几何，在圆，三角，立体几何的基础上有机地引伸出三角函数的基本概念，而只能以解题来代替讲解，因此尽管自己讲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但三角函数的整个构架始终显得含糊不清，其中几个最关键的函数运算公式始终也未能讲解清楚。
     姚成滨自己也没有当过教师，但是他的数理化基础终究要比这些青年工人扎实一些，他从来都把这些知识看作是他的看家本领，在他被关押劳改的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仍旧一时一刻也不敢荒废自己的学业。最近三四年以来，文化革命后期的中国学校也开始大抓教育质量了，他曾经为劳改农场几个上了中学的管教干部子弟，辅导过初中和高中的数学和物理，而且效果都很不错。所以他知道，要是此时此刻自己接过手来讲解三角函数，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想到这里，他越过二人的头顶，去抓那本高一的数学教科书。
     冷不防从头顶上伸过一只手来抓他们的教科书，把楚应城和那个青年工人吓了一跳，他们急忙跳起身来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一个鬓发苍白的中年人要来干预他们的学习。楚应城认出是姚成滨，高兴的连连让座问候，他告诉姚成滨，他们几个青年工人已经报名参加今年的高考了，工厂给了一点时间，让他们在工厂里复习功课，对于楚应城来说，这个“复习”实际上有着新的含义，就是抓紧学习他从来没有学过的高中的课程，这段时间他已经学习了不少的东西，现在距高考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了，他肚子里这点新学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他真不知道到时候拿什么来对付高考。
     姚成滨对楚应城这点初中底子能否考得上大学也没有十分把握，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楚应城，首先就是要攻克数学这道难关。在姚成滨讲授数学之前，他先在两张纸上勾画了一个复习大纲，根据他的经验，他把整个中学的数学列为三大块重点，1：数学中的方程部分，包括一元，二元，三元方程的多次项运算，数学部分着重于各种类型的计算题和应用题的运算；2：几何，包括平面几何中的圆，角和不规则图形，立体几何，假如时间有富裕的话，也讲一点解析几何，几何部分要掌握的重点就是推理，证明；3：包括对数，指数运算在内的三角函数。这一部分对于楚应城来说，目前基本上还是一块空白。姚成滨打算，“舍命陪君子”，这一次，他要在北京多停留一段时间，先用十到十五天的时间来讲授三角函数，然后再回过头去复习数学其它的部分，不管多费力，他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楚应城考上大学。
     在以后姚成滨帮助楚应城的将近一个月的学习过程中，实际的困难大大超过了原先预想的困难，楚应城的学业早已经荒废了十二年，现在一切都要从头拣起，何其难也。于是，他们晴天在树荫下，雨天在小屋里，一折腾就是二十多天。每天的上午，是雷打不动的讲授新课的时间，下午，穿插着复习一些其他科目的东西，边解习题，每次一学的有点累了，他们两人就海阔天空地聊天，从天文到地理，从过去到将来，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处不去，无所不谈。时间晚了，他们就凑合住在那间小低压配电室里，时间要是结束的早，姚成滨就赶回三里河的老季家里去住，第二天早上再来早一点。老季夫妇听说姚成滨在帮助这样一个青年奋力争取考上大学，也都尽力在支持他们，那时候的各种教科书，参考书十分缺乏，老季夫妇从各个渠道找来了不少的教科书和参考书，而且还时不时做出可口的菜肴让姚成滨带来，说是给他们补充营养。这一切，真使楚应城感激不尽，终生难忘。
     在姚成滨担任临时教师的日子里，他也认识了楚应城身边的许多人，那个最初担任楚应城三角函数教师的青年工人名叫骆小雨，后来他也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若干年后他移居加拿大，成了新一代移民。还有那个与他都是上海老乡的顾洪喜，也是那一年的大学生。还有楚应城的师傅，电工班长李为群，从日伪时期就当电工学徒的副班长王福来，那两个像猴子一样顽皮的师弟，他只记得一个姓杭，一个姓苏，他们都是很热情好客的人，没有一点那个年代常见的“阶级斗争味”和势利眼的俗臭气味。姚成滨在他短暂的授课生涯就要结束的时候，同这些北京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们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一年姚成滨离开北京的日子，正好是在“七一”党的生日那一天，他们选择在这一天离开北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姚成滨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但他也从来没有反对过共产党，即使是在他被打成右派，被关押劳改的年月里也是如此，而在解放初期一直到1957年，他都是积极拥护共产党，准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服务终生的。现在，他与以前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老季面对面坐在西行的火车上，早已把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这件重要事宜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关心的，是将来他们能否重回这个喧闹的大城市，姚成滨更多想到的一件事，是楚应城能否在今年考上大学。
     与此同时，姚成滨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一再关注并敦促的，那一年的六月底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关系到全国右派命运的重要会议反复争辩和讨论，但始终未拿出各方面都一致满意的结果来，所以，看来姚成滨他们这些右派分子们还要再耐心等待上一段时间。

言信

                                    六
     1979年这一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大波大澜的一年，一年中最大的民间节日春节刚过后不久，中国就与它三十年来的友好邻邦越南动起了刀枪，紧接着，中国的瓦文萨——魏京生被抓，西单已经开辟两年多的民主墙被变相撤销，都使刚刚结束文化革命的中国社会显得风静未止，欲暖又寒；好的消息是：拨乱反正的中国党政上层终于开始给右派分子们政治上平反了，但是没有直接了当地称作“平反”，而是采用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羞羞答答地称作“改正”，由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根据情况自行解决，而且理由是经济上开销巨大，国家财政无法承担，所以没有给遭受二十二年苦难的右派分子们以任何丝毫经济上的补偿。
    1979年秋末的时候，姚成滨从西北的劳改农场只身回到北京，他二十二年来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破旧的铺盖卷和藏在身上的二百多元钱。纺织设计院的人事接待干部，两位前途鹏程万里的转业干部，带着一脸厌恶的表情来到大门口，一边小心翼翼地站在距离姚成滨沾满灰尘的铺盖卷远远的地方，一边用鄙视的眼光斜眼打量着这个白发驼背的昔日才子，他们像唱双簧一样的一唱一和强调说，因为在内部的领导中间还有许多的反对意见，认为他姚成滨不属于错划右派，而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右派分子，所以才迟迟拖到今天，坚决不能给他姚成滨平反。再说，他姚成滨已经被彻底开除了公职，不再是他们纺织设计院的人了，他们不能再接待他。最后，院领导们希望，姚成滨应该重新回到自己待了多年的劳改农场，认真接受思想改造，低头伏法认罪，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改掉自己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立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的姚成滨被这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弄的进退两难，他在北京早已没有了家，所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昔日的右派难友基本上都已经被原单位落实了政策，给“改正”了，分配了工作，他不愿意再去麻烦他们，再说，他的右派问题没有和大家一样得到解决，只能说明他的问题与众不同，性质更加严重，多少政治运动清楚地证明，“趋利避害”是几乎每一个人的生存本能，尤其是他那些吃过二十二年极端痛苦历程的难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会担心姚成滨隐瞒了自己有更严重的政治问题从而连累了他们。
    想到这里，姚成滨干脆回避了昔日的一切难友，白天胡乱找个街头随便吃一点东西充作早、中、晚饭，然后找个树阴下歇脚，晚上同各地那些成千上万来北京上访的人一样，睡在永定门火车站前专门为全国各地上访人员搭建的那些个大棚里。
    1979年那一年是全中国上访的高峰年代，永定门火车站前面临时安置上访人员的苇席大棚里不分白天黑夜，永远是乱糟糟、热哄哄，挤得人满为患。姚成滨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得时间。到这一年，姚成滨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经历过关押，劳改和批斗，漫长的关押和劳改生涯，繁重的体力劳动，长时间的营养缺乏，使他腰弯背驼，白发苍苍，他一生中正值壮年的二十二年时光，被白白耗费在了西北的劳改农场里，打砖坯，修水渠，喂牲畜，种粮食，现在为了自己的平反又被白白耗费去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其中的原因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当年整他，迫害他，把他打成右派的领导还在台上，而且他还没有死，被逼的家破人亡之后又回来讨公道了。尽管有中共中央的统一文件，人家有权势的也是尽可能拖延下去，恨不得就在这几个月也要把他拖死，拖疯，拖的一身是病，活不下去才好呢。
    这天晚上，睡在苇席棚里冰冷的土地上，他一次又一次被夜晚刺骨的寒气冻醒，坐起来看着身边周围那十几座被贫穷的上访人员挤得满满的苇席大棚，他的思潮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平息。在监狱，在劳改农场二十多年，他变得外表木讷呆滞，而别人所看不见的思维却是十分的敏锐活跃。他心里清楚，目前，全国至少有数十万的上访人员都聚集在北京，从夏天到秋天，不仅天气转冷，而且上访人员也早已大都钱尽粮绝，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位于北京南城的永定门火车站附近，从陶然亭公园，天坛公园到珠市口，前门的闹市区，无一没有贫穷的上访人员在乞讨，在偷窃，在随意大小便，在千方百计安家落户以图长期生存下去，以至弄的北京市内许多的地方污垢遍地，乞丐横行，以致严重扰乱了北京市内的正常秩序，弄得北京市民怨声载道，对上访人员产生反感。
    在这数十万的上访人员的中间，不乏鱼龙混杂，各种犯罪分子混杂其中，中央即使再平反，即使再同情你的冤屈，也不会对此反常的情景长期坐视还耍？放任不管的，他估计，最近不出三天，中央或北京市政府马上会出动公安和民兵这些社会力量，清理这几十万盲流一样的上访人员。连同今年，是他第四次来北京上访，自己多年来在劳改农场的那点积蓄，早就在四次来北京的上访中花了个干干净净，自从离开了劳改农场，他也就失去了每月三十来块钱的微薄收入，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一点经济能力来北京继续上访下去，这一次，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来北京上访。他再也不愿意在这一次大清理中被抓走遣返，再说他也没有地方可去，在中国，他是一个没有户口，也无家可归的“黑人”。
    在这个凄凉的夜晚，姚成滨突然是那么想念自己的儿子，想念那个居住在上海八平米的斗室里，每日伴随着祖父的破旧遗物，每月只有三十多元收入的苦命的儿子，夜幕之下，他又想起了在北京的那个朋友楚应城，这一次来北京，他没有见到过楚应城，他曾经长久地守候在那个工厂的大门口附近，可是始终没有看见楚应城熟悉的身影，最后连问了几个单身走出来的老工人，才有知道他下落的，“楚应城？噢，那个电工，他已经如愿考上大学深造去了。哪个大学？那就不清楚了。”
     听到楚应城考上了大学，他从心里为朋友感到高兴，因为在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份心血，他不想去找楚应城，再给朋友添麻烦了，他知道，一个无钱无权的穷学生，比做工人时的作用还要低，他不能帮他什么忙，只能凭空增添许多烦恼。他与楚应城之所以合得来，是因为他们二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很善良，心胸宽广，对任何人都能坦诚相待，乐于热情助人，这种胸无城府造成了他们二人的戒备心很低，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常常容易受到某些坏人的算计，多少年来，吃亏不断。比如，他姚成滨在1957年历从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种地位去四处发表“反党的右派言论”，可是他的领导，贪财好色的牛头马面要陷害他，就可以“动员”出证人来揭发检举，炮制出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自己的”言论，把他打进右派分子的十八层地狱，而且，至今利用他们一伙的手中权力和社会关系，顽固地阻挡组织上给他的平反。
    在这一点上，楚应城看得比他远，也比他准，楚应城劝他把眼解放得开阔一些，不要把争取为自己彻底平反看作是眼前生活的唯一目的。楚应城举例说，有些人被打城右派，是国家这个大环境恶化而造成的，他们所生存的那个小环境是好的，身边充满了善良正直的人，所以他们被平反，最终摘掉右派帽子相对要容易得多。而在那种小环境就恶劣，由一些政治流氓，腐化分子掌握权力的地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彻底迫害致死，你幻想从他们那里争取平反，就象是在痴人说梦，与虎谋皮，这已经不在于你是否得罪还是没有得罪过他们一伙，此时，你的存在就是在得罪他们，“苍蝇憎恨一切洁净的东西”，你同他们不是一类人，你从本质上比他们崇高，比他们善良正直，一旦出现这个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内心和行为就显得那么污浊卑鄙，见不得人，只不过非常可惜的是，他们的手里有权，身上又披着共产党这个华丽的保护色外衣，所以，他们简直急不可耐地将你打倒，将你搞臭，将你赶的远远的，恨不得你马上死去，以免你一旦回来，使他们二十二年来的肮脏意图全部大白于天下。
    楚应城要他注意，这一伙官场上的恶人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强盗，他们既然披着共产党的华丽外衣，就不敢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地害人，他们只能借助于国家这个大的政治环境的恶化，他们在极端恶劣的腐臭环境中才能名正言顺地利用权力，拉帮结伙，为非作歹，趁火打劫，这是一伙官场中的强盗，是一伙上有保护伞，背后有后台，手下有爪牙的红色强盗团伙，是一伙政治流氓集团，如果你看不透这一点，对他们寄予的希望不切实际，那么你对这伙政治流氓抱有的幻想越大，到头来你的失望也就越大。
    漆黑的夜空里，一颗流星飞逝而下，划出一道闪亮的轨迹，姚成滨的脑子里也突然一道亮光，茅塞顿开，不，我为什么非要在争取平反这一棵树上吊死，我为什么不能利用我自己的长处，利用我家庭的长处，为自己寻找出一条新的生路，另换一种全然不同的活法呢。为什么不呢？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以前从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个僵化保守的生存环境里，人们被教育，被社会熏陶的几乎不敢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以至于思维都要被固定的模式局限的停滞不前了。
     东方的夜空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的发出了白光，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这一夜只睡了一两个钟头的姚成滨依然思维敏锐，精神饱满，他头一次感觉到自己虚度了二十二年的大好时光，他要想方设法，使他那个从1957年起就被迫停摆的生命时钟再正常运转起来，他用双手一撑，从冰冷的地铺上站起身来，无声地挺直腰板，活动一下僵硬的筋骨，从今天早上开始，他又回到了1957年上半年的最佳状态之中，他的生命从今天起，要越过二十二年的空白，沿着1957年被迫停止的生命轨迹继续向前运转。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几声公鸡的啼鸣，东方就要破晓了。姚成滨弯下身，想从地上卷起来跟随他十几年，共同走南闯北的破烂被褥，突然他笑了，把手里提着的破糟糟的被褥，轻轻盖在他的两边还在酣睡的那些陌生上访人的身上。
     天色大亮的时候，姚成滨已经坐上南下的火车向上海飞奔了，在永定门火车站的售票处前，他倾囊所有，身上的钱只够到上海的一半路途，他买了一张到山东泰安的火车票，这样，他就可以坐上越过济南，终点是上海的火车，混车硬闯到上海了。至于如何躲避开火车上的查票，如何无票混出上海火车站，剩下的这一切事情，就全看他的机敏和运气了。火车轰隆隆地向前开动的时候，姚成滨坐在车厢紧靠连接处的位置上，嘴里啃着一个车行之前在车站里刚买到的大甜面包，可是他的心里，却像有一个被打翻了的五味瓶子，酸甜苦辣咸一应俱全。
   
    当姚成滨回到上海长宁区的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时分了，整个弄堂里，包括整条街上都是杳无人迹，没有一个人看见他回到家里来。这天夜里，他与儿子姚克用究竟谈了些什么，这永远是他们父子二人之间一生的秘密了，总之，这一夜他们父子二人谁都没有合眼，整整谈了一夜。黎明时分，一夜没有合眼的姚成滨又悄悄上路了，在他的身旁边，默默无言地走着同样是几乎一夜没有睡觉的儿子姚克用，一直依依不舍地送他到火车站，送进站台，又送进火车车厢，当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他们父子二人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挥动着双手，心都要碎了，此时，有谁能担保说他们不是永别，而只是一次短暂的分离。
    这一次，姚成滨要去的下一个落脚点是广州市，紧接着，再到广东省最南端的大鹏湾，但这还不是他的终极目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将大鹏湾作为大鹏展翅的起飞点，先从大鹏湾坐船偷渡到香港，找到在香港的亲友后，再通过香港的亲友与在海外其它地区的家族成员团聚，然后重整旗鼓，奋发图强，开办实业，重新开创一番他在国内根本想象不到，而且也无法进行的经济事业。

言信

                                      七
     在去年的年初，姚成滨还在劳改农场里的时候，姚成滨家的那位世交的后代——“少爷”，在出国的途中曾经专程来劳改农场看望他的时候，私下里，悄悄给他介绍了一条在非正常状态下，从大陆秘密地逃往香港的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下通道，姚成滨把它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实际上，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的南方这样的秘密地下通道有许多条，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些秘密通道都在不间断的使用，向香港和国外输送着各种匆匆过客，从来没有停顿下来过。这些秘密地下通道的组织成员有专业的，但是很少，其余绝大部分都是业余的，兼职的社会成员，其中有一些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还是由民间的百姓临时自发形成的，有许多通道在使用了一次之后就有许多年不再使用，因而极其隐秘，从来没有暴露过，就连文化革命期间，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一家外逃香港所使用过的通道，至今没有暴露于世，正在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位匆匆过客。
    按照那一夜深思熟虑后的计划，衣衫整洁的姚成滨这次出门只随身携带了一个不大的绿色帆布挎包，还是在上海临出发前，同儿子一块去火车站的路上刚刚买的，为的是轻装上阵，行动自如。而且这一次绝不能再考虑单纯的节省钱，姚成滨坐上了上海直达广州的49次特快列车，当他在广州火车站下了火车，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站台大门的时候，距他前脚离开北京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星期。
    在火车上，姚成滨看见各种的报纸上面都详细地登载着，与他离开北京时估计的完全一样，北京政治上层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这几天，接连在北京展开了对上访人员的社会大清理活动，对聚集在北京市内的数十万上访人员强行驱逐出北京地区，永定门火车站前面的那十几座苇席大棚，也被焚烧一光，彻底断了上访人员晚上栖息的后路，凡是对有反抗和可疑形迹的上访人员都强制收审，看管起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道理其实很明白，中国政治的平反主体，只能是那些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打击的革命干部，是那些过去手中有权势的中坚力量，而不是普通的民众。他们这些右派们的平反，是沾了文革平反的光，当这个中国政治主体的平反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国家是绝不会允许民众的平反活动永久的持续下去的。强行收拢、取缔是必然的结局。
    已经进入了深秋的季节，北京的气候早已是秋风萧瑟，一片金黄，可眼前的岭南地区却依然是绿叶茂盛，鲜花怒放，一派春意盎然的美丽景象。
    遵照“少爷”事先的嘱咐，姚成滨在广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坐上公共汽车，顺着北京路到达沿江中路，然后在天字码头上了渡轮，来到位于珠江南岸的中山大学。刚刚结束文化革命的中山大学里充满活力，校园里到处聚集着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这是今年刚刚被招入中山大学的新生，还没有脱离刚刚入学时的兴奋劲和好奇心。姚成滨提着他的小挎包，放慢脚步，沿着一尊高大的孙中山直立塑像走到尽头，在距离围墙最近的一幢红砖的教职工宿舍楼里，姚成滨牢记着要像个常来常往的住户那样，不要东张西望，不去向任何人打听问路，也不要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心，像一个急着要回自己家门的普通人一样，姚成滨很自然地快步走进了黑洞洞的楼道。
    这是一幢大约在五十年代盖起来的老式的筒道楼，本来是给单身的教职工住的宿舍，现在早已变成了无数拖家带口人家居住的家属楼。姚成滨一走进楼道，只见狭窄阴暗的楼道里被陈年在楼道做饭的油烟熏的漆黑，每一处墙角里都堆满了各家的自行车、炉子、木箱和说不出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楼梯处有一些光亮，而坑坑洼洼的楼梯却比狭窄黑暗的楼道显得更加残破不堪。
    姚成滨一路摸到楼梯口爬上最高的第五层楼，接着轻轻敲开了与楼梯只有一墙之隔的501室的房门，他见到了要来会面的对象，中年教师谭老师。
    谭老师是个矮个子，也是全家都住在广东东莞农村的本地人，黑黑的，瘦瘦的，哥哥嫂子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实在忍受不了饥饿，不甘心全家继续挨饿，悄悄跑到了香港，至今还在“少爷”一个亲戚家开办的工厂里打工。靠了哥哥嫂嫂辛勤打工寄回来的钱，全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最贫困的年代，也是靠这一点经济上的支持，谭老师才能去奋力考上大学，念完大学，成为今天能让全家都吃饱饭的大学教师。
     找到了谭老师，姚成滨多少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即使找不到谭老师，他还可以按照名单上的顺序去找第二个人，广州越秀公园花卉苗圃的梁师傅，再不行，还有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闵大夫，白鹤洞汽车站的司机裘万程师傅，总之，这些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亲属在香港，或者都有亲属通过这种通道偷渡到香港，也都有亲属在姚成滨，或者是“少爷”的亲戚开办的企业里打工，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他们都是可以信赖的，是姚成滨要偷渡到香港所依靠的对象。
     屁股还没有坐热，姚成滨先主动向谭老师自我介绍，说明他不是叛徒，特务，不是贪污犯，不是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更不是眼下正在开始走红的当权派，但他是个“黑人”，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居住地，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和单位证明，所以他经不住任何一个最简单的盘查，他也很容易被扣上任何一个大的吓人的罪名，它只能像一个隐身人那样，时刻把自己隐藏在这个社会之中，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也不引起任何的麻烦。现在，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他已经两手空空，完全没有了一点钱，全靠他到了香港以后找但他的亲友才能获得钱，可眼下怎么办呢？
     谭老师笑了：“你不是坏人，这我们都知道，否则我们就不会帮助你了。我也不是坏人，不是任何特务组织，犯罪组织的成员，我和我的家人帮助你，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我的亲友和你的亲友所托付的，当然他们有钱，他们会给我们家一些经济上的补偿，但这都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当我的亲友在最困难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你在香港的那些亲友，帮助了他们，使他们不仅找到了工作，在香港安了家，以后还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且我们在广东内地的全家人，我们的老父母还有小孩子，靠了香港亲友的不断接济才能吃饱饭，才能不中断学业受到了高等教育，正因为我们忘不了这些，所以才尽我们全家人的力量去帮助你。”
    谭老师让姚成滨先在广州郊外的乡下住上一些天，不要急着走，说钱不成问题，等他把路线完全安排妥了，托人同在香港的亲戚联系上了，找出一个稳妥的办法之后再说。姚成滨马上就明白了，这也是为了在摸清他的真实身份，看看他值不值得要帮助或是否可靠。
    为了安全，也为了稳妥，不走漏风声，谭老师给在中山大学的家里交待了几句，立即领着姚成滨来到广州市东边的大沙头码头客运站，买了两张广州至东莞的当天的船票。船票买到手后，看看距离开船还有近两个来小时，谭老师领着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作响的姚成滨，避开码头前拥挤的人群，来到距大沙头码头东面不远的东山湖公园门口，在一棵枝叶茂盛的高大榕树下面，谭老师看上了一个低矮背静的家庭小饭馆，他探头进去看看还算干净，这才回头招呼姚成滨一起钻进了这家小饭馆里。
    饭馆里很小，只有五六张油漆都掉光了的小方桌子，因为还没有到吃午饭的时间，所以饭馆里冷冷清清的空无一人。饭馆外面的景致却非常美丽，周围的树上和路边的灌木丛里，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鲜花怒放，盛开的争奇斗艳，阵阵扑鼻的花香都飘进了饭馆里。
    看到从门口进来了客人，那个身材瘦瘦的老板一手拿着茶壶，一手拿着两个茶杯，从房后的厨房里撩开门帘出来，满脸堆着微笑飞快地迎上前来，引他们到紧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坐了下来。紧接着，老板熟练地斟茶倒水，一面用姚成滨听不懂的广东话打着招呼，问他们要吃些什么。谭老师对姚成滨说，不用客气，我们一会还要赶船，现在先随便吃点东西。
     谭老师点的东西很简单，三份炒米粉，（每份收二两粮票，谭老师自己吃一份，给了姚成滨两份，）还有一大碟味道怪怪的蚝油生菜，一中碟烧鹅，饭后结账，连同那壶茶水，一共还不到三元钱，这顿广东风味的家常饭，让在火车上饥寒交迫了三四天的姚成滨吃的十分满意，把他撑了个滚瓜肚圆。
     在姚成滨狼吞虎咽吃饭的时候，谭老师早已经吃完了，他清点了一下身上买票剩下来的所有的钱，总共还有二百四十多元，他把四十多元零钱给自己留下，把其余的二百元钱，又找出十来斤广东省粮票，全都给了姚成滨，姚成滨正在山穷水尽的危难之时，略一推托，就收下了。但是姚成滨自己心里清楚，作为文化革命初期毕业的大学老师，每月的工资不过五十多元，今天一天谭老师的开支，已经是他近半年的全部收入了，一个农家子弟，挣这点钱不容易，农村还有老老少少一大家子等着用钱的人，他将来到了香港，千万不能忘本，一定要想着好好补偿回谭老师的这些损失。
     谭老师像是看透了姚成滨在想什么，把手中的茶杯轻轻放在饭桌上，微微向姚成滨侧过头来，小声地对他说：“放心吧，我们家里还有积蓄，不会弄得全家饿肚子的，以前我们也帮助过你这样的人出去，前年，也是在这个时候，事情过后，他光是给我们家就贴补了两千港币，还不包括给别人家的。”在话的最后一提到钱，谭老师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姚成滨嘴里吃着饭，心里却在飞快地计算了一下，1979年的时候，1港币大约合人民币4角7分钱，这就是说，想方设法帮助一个人脱离苦海，事后的补偿还不到一千元钱，这就是谭老师和他一家热心助人和承担了极大风险的现时的价码，太不相称了，等到他有了钱，他会加倍的报答谭老师。
    看到姚成滨就要吃完了，谭老师给他重新斟了一杯热茶，劝他不要着急出去，就在这里等待开船的时间，接着又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乡下人，没有多少文化，但我们祖祖辈辈都信佛烧香，知道积德行善的道理，也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父亲常说，我们家所以现在子孙满堂，是受好心人恩惠无穷的缘故，受人恩惠，也要还人恩惠，这就是我们拼命也要帮人一把的主要原因。帮人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有回报，等到人家给了我们一些钱做回报，因为情况特殊，我们连退也没有办法退还给人家，只好收下。当然，帮助人，我们只帮助那些善良的人，受苦落难的人，不会帮助那种恶人。一个人，不是因为某种情况被逼得无法继续留在原处生活下去，他是不会背井离乡，远离亲人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谋生的。我的哥哥嫂嫂跑出去也是这样。”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我哥哥二十岁出头，我嫂嫂将近二十岁，他们两个人都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喂猪，那一年我十六岁，正在县一中读高一，我是家里有史以来读书最多，也是全班，全年级成绩最好的一个人，我爸，我妈，哥哥，嫂嫂都下定决心，再苦，再累，再穷，说什么全家就是卖房子借债，也要齐心合力，供我念出名堂，读到大学，跳出当农民这个苦海。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我的哥哥、嫂嫂在那一年受到了劫难，陷入了想象不到的绝境之中。”
    谭老师讲的口干，把满满一茶杯水仰脖一饮而尽，接着自己端过茶壶，给茶杯里重新倒满水后又继续讲了下去：“我说过，我的哥哥嫂嫂是生产队的猪饲养员，他们原来在大跃进以前就是猪饲养员，不过那时不在同一个生产队，他们是因为喂猪喂得好，出了名，在公社交流养猪经验时认识的，后来时间长了，他们两人索性结了婚，在同一个生产队里养猪。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养猪能手，那时候结婚的事情传到公社，公社的一位主要领导发了话，让把他们饲养的猪扩大一倍，好让公社领导在县里开总结表彰会时露露脸，放一颗卫星，制造出一个养猪状元大跃进的轰动新闻来。这样，我哥我嫂养的猪就从原来的十几头一下猛增到了三十多头。”
    “头一年还好办，那时我哥我嫂年纪轻，好胜，不服输，加上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都关心支持，最主要的是头一年的粮食富裕，猪的饲料也充足，到年底的时候，人虽然累得够呛，但是猪喂的可是又肥又壮，总算让那些领导们都露了脸，还拍了电影。下一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就完全不同了。那时候，给人吃的粮食都不够了，给猪吃的就更少了，刚刚过完春天，夏粮还没有收割下来，三十来头猪已经连饿带病死了十来头，上边的领导不高兴了，派干部到下边来查找原因，追究责任，看看有没有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暗中破坏的因素。偏偏水涝又逢连天雨，祸不单行。因为猪的饲料缺乏，（后来我们全家分析，不排除有其它饲养员或干脆是队干部有偷吃猪饲料的可能。）那时候无论大猪小猪，公猪母猪也都饿的像狼一样，既凶狠又狡猾。一天夜里，被饿极了的猪们就像商量好了一齐起来暴动那样，越过围栏，拱塌围墙，窜到周围眼看就要收割的稻子地里大吃大嚼，大小二十来头猪，毁了那样大的一片庄稼，真让人心疼。以后才知道，当时公社和生产队里每年上缴公粮的任务很重，上面各级领导几乎都在更上一级领导面前吹下了大牛，层层指标一压下来，管你地里是丰收歉收，农民是死是活。凭良心说话，我们那个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们还是比较好的，他们从心里来说实在不愿意上缴那么多的公粮，让本地的老百姓挨饿，可是又没有办法，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超额缴纳公粮。猪的事件一出，他们正好找到口实，于是扩大受害的田亩数，要求上面减收公粮。当时，上面层层核查下来，我的哥哥嫂嫂就成了为大伙而牺牲的当然的罪魁祸首。幸亏我的哥哥嫂嫂出身好，成份好，历史清白，又是多少年来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先进工作者，所以才没有被抓走法办。只不过让他们，也就是我们全家，用今后逐年分到的口粮弥补回这个损失。我哥哥嫂嫂的饲养员当然也是干不成了，他们两人今后要和生产队里的那些被管制分子们一起下地劳动，成为大家的监督对象。那几天晚上，我们全家围着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按我们全家的年正常收入计算，即使我们全家勒着脖子不吃不喝，也要用两年时间才能全部还清欠粮；但如果我的哥哥嫂嫂被打入到受管制的地富反坏一伙，那他们的年收入就会受到公开的克扣，我们还清欠粮的时间也要拉长；别忘了，我们全家也得吃饭，也要活下去才能还清债，我们也是人。”
    谭老师止住了声音，好半天不出一声，姚成滨担心的抬头一看，只见谭老师细细的脖子上布满青筋，瘦瘦的脸上涨得通红。被饿死的人，姚成滨在西北的劳改农场里见过不少，有的人在他的身边干活，干着干着突然一头扎在地上就不动了，人们赶快围上去搬过来一看，早已气息全无，救都没法救了。更多的人是躺在床板上，越躺人越胖，是一种半透明的，象是用气吹起来的那种胖，胖得胳膊腿打不了弯，衣服和鞋都穿不上，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或是下地干活，这才发现床板上的这个“胖”人早已经肢体冰凉，只好大家齐心合力抬出去了事。可那是在荒天僻野的大西北，一年里到有半年青黄不接，哪里比得上鱼米之乡的两广地区，庄稼一年三熟，野地里的大部分植物都可以充饥果腹，怎么会饿肚子呢?
    谭老师象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接着又说：“中国自古有一句老话：两广熟，天下足。以为在广东乡下一定会可以吃饱肚子，其实这只是一相情愿的事，是由不得你的。还在1959年，老百姓里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那股热乎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大饥荒却悄悄的不请自来了。村里的“集体食堂”吃了有一年了，在饭桌旁边的饭桶里，一直都盛着满满的白米干饭，渐渐的，干饭越来越少，变成了稀粥，稀粥也不长久，仅维持了半个月就又变成了菜粥，番薯粥，最后连番薯藤子、番薯叶子也吃光了，一无所有之后，“集体食堂”寿终正寝，踪迹全无。上面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怀疑老百姓的家里还会藏着余粮，于是县里的干部下到公社，公社干部下到生产队，各村各队挨户搜查各家的粮食，发现多少粮食，全部没收，等到实在是搜不出一点粮食了，大家就干脆一起挨饿。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水肿病也开始流行了，墟场上见到的男女老少，许多人的皮肤泛着吓人的清光，一走路身子打晃得直让人担心，脚肿得穿不上鞋子，就把鞋后跟绞掉当拖鞋穿。人们的肚子一空，把眼睛盯在了身边一切能吃的东西上，高处的蕉树头，地上长的羊角扭、稗禾，地下挖的土茯苓，水塘里捞的小球藻都不放过，就连河上偶尔飘过一只死猫死狗，也有人下去把它们捞上来吃掉。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嫂嫂的一个舅舅前几年去了大鹏湾那里做船工，说那里许多村的人都跑到了香港去打工，然后寄钱回来养活一大家子人。我的哥哥嫂嫂心动了，那一年的冬天，他们不声不响地悄悄到大鹏湾去投靠他的舅舅，之后又偷渡去了香港，再以后的事就是这个样子。看到把我的哥哥嫂嫂逼得离家出走，生产队和公社也许是良心发现，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来追究。我们也知恩图报，每次当哥哥嫂嫂一寄回来钱，父母总是催着拿出一部分去队里还上欠粮款钱，不到第二年，我们就全部还清了。香港虽说是资本主义的地盘，可是在那里只要肯使得力气，不怕吃苦，总是能够挣来钱，养活内地一大家人。我哥哥常来信说，让我好好念书，做学问，还说，他要是有我这点学问，早在香港挣大钱了。”
    讲到最后，谭老师长叹了一口气，两个人再也无话可说，就这样默默无语地呆坐着。又等了一段时间，看看开船的时间差不多了，饭馆里开始零零碎碎进来了其他来吃饭的人们，谭老师急忙招呼老板结账，然后同姚成滨赶去大沙头码头搭乘班船。
     冬天的珠江，水急而且混浊，两边的江岸上时而排列着密密的香蕉林和棕榈树，时而是低矮的剑麻种植田和菠萝田，客轮顺流过黄埔，进东莞，姚成滨跟在谭老师的后面登上人来人往的船码头。下船后，当天去大荔人民公社的长途汽车早已开走，但是等着拉载客人的自行车却不少，经过谭老师的一通砍价商量，他们每人花了一元二角钱，坐在俗称“二等”的自行车后座上，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的整个屁股都快要颠麻了的时候，他们终于跨过了最后一座小桥，来到了隐藏在一片芭蕉林之中的美丽小村子——永平新村。
     永平新村很小，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土圩子，四面河水环圩绕村而过，只有十多户人家，不到一百口人。这个土圩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这里本来没有住户，清朝末年，东莞农村的一个富户人家为了防备土匪的侵袭，利用这里四面环水的天然地形，从很远的地方拉土拉石块加高土圩子的地势，修建了一座方圆有四五间房，高约四五层的堡楼。后来清灭民国兴起，富户家未出三代，也走向衰落，一撅不起。抗战那年，横冲直撞的日本鬼子攻占香港，又占广州，为保护珠江航道，在这个原来堡楼的基础上又运来砖料盖了炮楼，兵舍。日本鬼子垮台的那年，这个炮楼也成为废墟，谭老师的祖父和一些胆大的农户，利用这个圩址和废弃的砖石，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盖下了第一座祖屋。在离永平新村东面三里多远的地方，就是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的老永平村，新老永平村合起来，对外称作：永平生产队。在老永平村的村东头不远的地方，姚成滨在谭老师弟弟的引导下，看到了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养猪场，不过这个昔日曾养了三十来头猪的地方，如今已是破败不堪，成了村里沤肥的地方，连一头猪也看不见了。
     在永平新村，谭老师家居住的位置是在土圩子的西北角，房后和房的右面都是潺潺流淌的小河，河水很清，河里一指来长的小鱼游来游去，清晰可见。房子与小河之间只有半米来宽的间距，谭老师家的前人还是充分利用，在这点方寸之地栽种上了几株不很高大的香蕉树，如今，在闲暇时分，谭老师逐渐年迈的父母经常坐在香蕉树下，看着幼小的子孙在一边嬉笑玩耍。
     在一跨进谭老师家的门起，谭老师就介绍说他们家的房子是标准的“三结合”式建筑，最底层的三大间老房是他的祖父盖的，因为原封不动地利用了原来兵舍的老墙和老房基，所以房间宽大，墙体厚实，石块垒造的痕迹至今完好。五十年代中期，谭老师家人口增多，再加上大儿子就要结婚娶亲，于是就在老房子的上面扒去房顶，重新又加了一层，这是二代屋。近两年来，谭老师他们这一代也有了孩子，原有的二代屋还要留给在香港打工的哥哥嫂嫂，于是在二代屋的后面和右面，利用木料，水泥和粗大的毛竹，最主要的是靠了哥哥嫂嫂拿出的钱财，又接出了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房间高高地横跨在河面上，这是第三代屋，也是名副其实的“骑河楼”。
     姚成滨在谭老师家住了六天，就住在谭老师去香港的哥哥嫂嫂的那个房间。谭老师向他的父母介绍说，姚老师是他的大学同事，为了体验农村生活，要在他们家里住一个来星期，谭老师的父母高兴地接纳了他。谭老师只在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又坐船回到了广州，临走时，小声叮嘱姚成滨要耐心等待，少不出一周，多不过十天就会有结果的。然后又再三托付自己当知青的弟弟，一定要照顾好姚成滨。谭老师的弟弟，大荔镇中学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的谭家驷，从他哥哥吞吞吐吐的话语中，大约猜到了姚成滨的去向是哪里，但是他口风很严，一点也没有透漏出来，只是对姚成滨格外的热情，只要一不下地干活，他就领着姚成滨村里村外的四处转，村里好奇的人问起来，谭家驷就介绍说这是他们家来走亲戚的老师。
     第七天一大早，天刚蒙蒙发亮，姚成滨被头一天从广州赶回来的谭老师小声叫醒，谭老师手里拿着一身旧蓝布衣裤对姚成滨说：“你原来的衣服不要穿了，换上这一身，你的挎包也不要带了，都放在这里，随身什么东西也不要带，如果这一次事情顺利的话，我们以后用另一条船托人给你捎到香港，到时候再交给你。”
     姚成滨匆匆穿上旧衣裤，蓝布衣裤是中式无领对襟的，同他这几天看见的身边农民的衣着完全一样，衣服洗的发白了，但是很干净，上衣有点瘦小，裤子却出奇的肥大。穿上这身陌生的衣着，姚成滨连感觉都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忽然觉得自己就像那个滑稽可笑的卓别林，不由在心里暗暗地笑了。劳改二十二年，他干的都是体力活，皮肤粗糙，脸也被西北的寒风和烈日装饰的黑红黑红的，几乎完全同农民没有什么两样了。他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他把换下的衣服和挎包都交给了谭老师，告诉谭老师可以随意处理，当他从衣兜里掏出几乎一点也没有花的钱时，谭老师摆了摆手，对他说：“放在兜里，还是带着吧，说不定万一需要，会用得着的。”
     大家在沉默不语中简单吃过了最后一餐早饭，谭老师的父亲像是猜到了什么，不发一言，手颤抖着走到外屋墙角的香炉前，点上了几根线香，拱手拜了几拜。姚成滨跟在谭老师和他的弟弟谭家驷后面，一齐走过村口的小桥。小桥那一端的农村公路上，一辆简陋的手扶拖拉机，挂着一个空空的后厢停在路旁，车厢上用白漆写着歪歪扭扭的四个大字：大荔副业。
     手扶拖拉机由谭家驷来开，姚成滨和也换成一身农家装束的谭老师坐在车厢里，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在吐路上颠簸着，向东南方向前进。拖拉机开上有行人出没的公路干线上的时候，谭老师叮嘱姚成滨：“不要紧张，什么事也不会有。路上有人过来说话，你不要答话，由我和家驷来应付。”
     姚成滨从来没有见过像珠江三角洲这么富庶的地方，一路上水网密织，纵横交错，广东人都很勤奋，天不大亮就下地干活了，姚成滨吃惊地发现，在田里干活的人中间，有一些甚至是背着孩子的妇女。姚成滨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这么富庶的土地，为什么这么勤奋的人们，怎么竟然不能吃饱肚子，也要背井离乡，偷渡到香港去打拼世界。他带着这些疑问去问谭老师，谭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只是长叹一口气，说了一句：“瞎折腾呗。”看见姚成滨一脸不解的神情，谭老师又补充说：“还不是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把人要活着就必须吃饭这件头等重要的大事都给搞糊涂了，那些革命左派们都不下地干活了，而下地拼命种田的人到了年底却分粮分钱最少，这是什么道理，总是这样不合理，总是吃不饱饭，长久以往，谁还能有心思去好好种田呀。”
     拖拉机一路上走走停停，在经过松岗，公明，石岩，龙华几处热闹的大村镇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停下拖拉机，说是休息，喝水，吃东西，其实是在同什么人了解道路前面的情况：路好不好走？最近有什么新闻？边防检查站卡的严不严？问完了，他们又往前走，有时候他们还要穿村越岭，为的是避开设在路口由解放军把守的边防检查站。越是往前走，空气中海风那种又咸，又腥，又苦，又涩的气味也就越浓，在天快要擦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大鹏湾北岸的渔村——小角沙村。这一天，他们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小角沙村名字上有个“小”字，其实很大，全村至少有上千户人家，像个镇子，也许这个村子原来很小，但现在发展的大的不得了，名义上，它是沾了可以出海打鱼的光，实际上，它是沾了与它一水之隔的香港的光。比起珠江三角洲的其他村子，小角沙村可以说是富的不得了，称得上是：家家有“洋货”，个个穿“洋装”，全村有不少人家与香港沾亲带故，来往香港虽说是偷偷摸摸的，但比去逛广州的海珠广场还要方便，还要来去自如。正是因为富，小角沙村有大陆小香港之称，全村有不少的人是来投亲靠友的新村民，还有近一半的人口是周边农村来打工的农民，就像谭老师和姚成滨这样穿戴老式服装的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在村里，就是在船上来干活的佣工。

     在谭老师的提醒下，谭家驷驾着拖拉机熟门熟路，远远避开村子，一直开到村南面，海滩前的几间独立工房中的一间，在门前一堆破渔网和杂物中间停下了拖拉机，工房里面看样子有好几个人，正在为第二天的出海作最后的准备。听见声音走出房门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壮实的中年络腮胡子，谭老师介绍说，这就是他嫂嫂的舅舅，他们也同样称他为舅舅，姚成滨知道，这就是将近二十年前就帮助谭老师的哥哥嫂嫂偷渡到香港的老“地下工作者”了，看样子，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偷渡这个老行当，这个络腮胡子已经荣幸地成为所有托他办事人的共同的“舅舅”。
     二十多年了，“舅舅”早已完成了从船上走上陆地的过程，在小角沙村成家立业，安家落户。“舅舅”是个性急直率的人，看到他们的到来，一边动手拉他们到村里的家中去，一边埋怨说：“你们怎么才到，我早就安排好了，从中午就等着你们来，左等右等没有动静，正琢磨你们是不是在路上出什么事了，你们再不到，我就要托人去沿途的边防检查站去查你们的下落了。”
     谭家驷与这个“舅舅”很亲，从见到这个“舅舅”时起就笑逐颜开，现在可找到了说话的机会，对“舅舅”说：“你还不知道我二哥这脾气，一向办事稳重，谨小慎微，走一步一探头，看准了才迈第二步。”
     谭老师笑着说：“我是吃过亏的人，吃怕了，不小心不行，马虎一点也不行，俗话说，大意失荆州，还是看一步走一步，看准了再走得好。”
     “舅舅”悟到了谭老师还是对的，拍拍谭老师的肩膀，开心地说：“你们兄弟三人，一人一个样，只有你是个念书的材料，是你们家的诸葛亮。”说完，用手指着姚成滨，扭头小声问谭老师，“那位要过去的，就是这位老兄弟吧？看外表，年龄不在我以下，过去了，那边有人接吗？”
     谭老师点点头，说：“对，就是他。我同家骏大哥通了三次电话了，他同托付人，他老板的那个朋友都见过好几次面了，人家最初大吃一惊，怕是假的，后来知道是真的，高兴的不得了。他们为了稳妥，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今天晚上就从上环赶到西澳找地方住下，明天一早，天不亮他们就在乌溪沙咀等着接人。”看到“舅舅”点头满意的样子，谭老师又说：“家骏大哥说，人家要咱们在香港休息两天，这次出海的费用和收益他们全包了。”
     “舅舅”一听，赶紧摆手，把头摇得飞快：“不可，不可，万万不可。船上这些人，我们一块出海打鱼这么些年了，太知道他们的秉性了，他们都穷惯了，也穷怕了，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富，帮助穷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可是只要一见钱就都先红了眼睛。所以，要想永远平安无事，就绝不能开这个口子，这个风声一点也不能透漏出去，人一见钱，心就生贪，分钱不均，必生内乱，非出事不可。”
     “舅舅”转过身，伸手拉过再一旁听得呆若木鸡的姚成滨，回过头来又接着说：“这一次我是这么安排的，自从听了你的介绍（他用粗壮的手指点了点谭老师），说这次过去的人要格外仔细，是还哥哥嫂嫂欠下的一个好多年的大人情，我想了又想，觉得最保险的做法，莫过于我自己亲自去跑一趟，顺便也去看一看家骏他们。为了防止人多嘴杂，这次出海我只安排了7个可靠的老船员，我对他们说，这一回，是我自己要和一位老朋友到香港的沙田去走亲戚，我安排好，大家一会儿就都上船，我们半夜就出海，两个多小时后，接近黄竹角咀海面的时候，我们再换乘大阿公夫妻的那条有香港标志和编号的小渔船，天不亮，就可以到达西澳的海滩。”
     这顿晚饭，是在“舅舅”家那几间几乎空空荡荡的住宅里吃的，“舅舅”结婚早，两儿两女早就长大成人了，都在香港闯世界，两个女儿还在香港找到了自己的婆家，大陆小角沙村这边的家里，只留下了“舅舅”两口子在死守家园。这一餐以海鲜为主，有酒有肉的晚饭十分的丰盛，但很多年以后，姚成滨早已忘记了自己在那一晚上到底吃的是什么，他只记得，他好像如同耶稣一样在吃自己最后的晚餐，最然大家把他当作贵客一样一再劝酒让菜，但是他食不甘味，味如嚼蜡，经过二十二年的炼狱磨难的痛苦生活，他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接近了耶稣的思想境界，他发现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夜晚，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对自己大半生来的悲惨命运，他不怨恨任何的人，也不怨恨在大陆上执政的党和政府，他只是希望在自己的余生能有这个经济实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们摆脱自己曾经受过的那些痛苦，他力量微薄，作用有限，虽然不一定能给人们带来永久的幸福，但是一定要给人们带来希望，带来欢乐，远离苦海的边缘。
    想到这里，姚成滨举头望着茫茫的夜空，心里在默默地祷告：主啊，你是在上天注视着我吗？我愿追随你，献出我的一切，永远造福于人类。主啊，你听到了吗？保佑我实现我的愿望吧。
    远处，涛声阵阵，击打着海岸，举目望去，苍暮无穷，碧海无涯。

言信

                                      八
     那一年，我刚到旧金山的第一年里，亲耳听到了这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坐在我的对面，用他那平板的，不带任何仇恨和悲伤语气的语言，平静地为我讲述了他以前在国内的一切遭遇，就好像他讲的是别人，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关的陌生人的故事一样。
    全部故事都讲完了，故事的主人公仍旧默默地坐在那里，很长的时间一动不动，眼睛望着窗外朦胧的树影一眨不眨，像一尊雕刻的石像。我看见，在故事主人公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凝聚着一层厚厚的泪水，终于，主人公的眼睛一眨，大滴大滴的泪水滚落下来，就像是一颗颗晶莹的珍珠。
    屋内，灯光柔和，壁炉的火苗在轻盈地跳动，火光一闪一闪，给我们带来了家庭的温馨和春天般的温暖。窗前摆放的那盆碧桃，苍健的老干上已经吐出了粉红色的花蕾。
     窗外，旧金山的夜，宁静，和谐，美丽，迷人，远方旧金山湾的入口处，橙红色的金门大桥在星光闪烁的穹幕下灯火辉煌，恍若天上的街市，我们就像是生活在另一种人间，另一个世界。

旗峰居士

感激言信兄的如椽巨笔，让生命的故事得以留传。小弟代表东莞人民及此地的几位朋友，向言信兄表达深切的谢意，并祝道兄修为精进。你的大礼，小弟欣然拜受。多谢！

-=-=-=-=- 以下内容由 旗峰居士 在 2006年02月12日 11:29pm 时添加 -=-=-=-=-
笔误：“感激”应为“感谢”。

言信

旗峰兄保重，我最近忙一些，身不由己，以后再联系。